对用工与用工之日的认定

【裁判要旨】用工之日是用工这一连续性行为过程的开端和时间起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在用工之日不可能具备劳动关系的全部特征或者要素,用人单位不可能在用工之日为劳动者办妥全部劳动用工手续,或是立即发放劳动报酬。所以对用工之日在构成要件方面不能适用一个完整的用工行为的标准,而应该适用最基本的实质要件来判定。只要劳动者是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劳动,即可认定用工已经开始。     

张传林 实现光彩事业和感恩行动的有机统一

在山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二届二次理事会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长张传林指出,光彩事业和感恩行动作为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大创新,都有着很强的价值导向作用,其实质内涵是一致的,就是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增进同党和人民群众的感情,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携手奋进,共担社会     

试论法治转型的社会理论逻辑——兼及转型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

形式法治是与世界除魅后的世俗化情境相适应的一种法治形态;但由于"家庭的萎缩与社会的兴起"背景下的功能分化与风险弥散,其遮蔽了社会结构上的实质不平等。作为一种纠偏"市场脱嵌于社会"的社会保护运动,社会主义力图将社会中的劳力、土地和货币置于非市场(如再分配)的社会关系中,最终把市场"再嵌"于社会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推动着现代法治的转型:继形式法治之后,社会正义向度的实质法治成为20世纪以来的新型法治范型。由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样是在"家庭的萎缩与社会的兴起"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一种社会正义向度的实质法治。     

东南亚华人民间信仰初探——以马来西亚沙白为视点

民间信仰是东南亚华人社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态。马来西亚沙白华人民间信仰氛围浓郁,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渊源,其民间信仰或直接传自中国,或间接传自中国。沙白华人民间信仰能够落地生根与华人民间信仰特质和华人多方面的精神需求有很大关系,而沙白华人对民间信仰的深厚感情实质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论点摘编

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逻辑根据王云霞在《长白学刊》2011年第6期撰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主要基于三个逻辑根据:第一,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怀疑思维与存在是否统一,而是直接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之概念澄清——基于“给付”概念的中国法重释

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法上争议颇多。在探讨＂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前,应首先在民法上澄清＂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我国民法对不当得利的理解受到德日的混合影响,但并未察觉德日对不当得利的理解路径是不同的。德国学说通过物权行为等理论构建,奠定了＂给付＂概念的基础,并进而明确了＂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日本法基于自己的判例构建了与德国形似神异的不当得利学说,其＂给付＂及＂没有合法根据＂的所指与德国法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当得利的＂名不副实＂。我国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应继受日本异化的不当得利理论,应根据我国现有民法制度重释＂给付＂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具体所指,为其证明责任的确定奠定基础,也为其他诉讼法问题的解决奠定民法基础。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设的利益逻辑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必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建设.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促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要正确认识利益多元化因素给社会价值观认同带来的新挑战,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建设的性质和特点,在把握和反映利益认同与价值认同正确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正确路径.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