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

本文结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就代位权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及行使效力进行一些探讨,并提出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应予以完善的问题及笔者的看法。     

政府农业投入与农民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时又是弱质产业。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采取向工业倾斜的政策,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不仅如此,还从农业中抽取大量剩余用以发展工业,从而忽视了农民的发展权。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只有形式上的正义是不能解决农民发展权问题的,必须从实质正义的角度来加以调整。此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面对国外发达农业的激烈竞争时,更需要政府用法律手段保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保护农民的权益。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论拟制的自认

作为辩论主义的重要体现,拟制的自认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一般均有明确规定。关于当事人的“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否作为拟制的自认,德国规定了较严格的许可要件,日本不将其看作自认,我国台湾地区则赋予法院裁量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对拟制的自认虽已有规定,但在下列方面仍亟待完善:对不争执与不知或不记得之陈述应当予以区别;拟制的自认之最终认定时间应为言词辩论终结之前;开庭审理时不争执的事实并不当然视为自认;开庭审理期日当事人缺席时亦可适用拟制的自认予以处理。     

论合同的有效成立及其约束力

合同的成立通过形式逻辑的手段进行二阶构造,这不但能凸显出合同的表面成立和合同的有效成立的各自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合同成立问题的认知。合同的有效成立是研究一切合同问题的逻辑起点,所以对合同有效成立上的法律约束力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试论侦查活动中刑事证据的真实性

刑事证据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其真实性包含实质真实与法律真实两个方面。侦查活动中,既要注重对证据实质内容的调查与论证,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统一,又要严格法律程序,使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股“淡化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题．淡化意识形态”。这股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其中既有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这股思潮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必须予以分析和批判。这里我们重点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提取和“淡化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来加以分析和批判。通过着重梳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其本质以及它的终结。     

犯罪概念形式与实质的理论建构

犯罪概念的形式与实质,是刑法理论犯罪界说的焦点,并且由此涉及到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在刑法规范的框架内,犯罪的形式界定与实质界定并不是冲突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犯罪成立条件的形式也贯穿着实质的判断。犯罪实质与形式的划分,既是立法实际的复写,也是理论分析的必要。行为的犯罪评价可以通过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来具体实现。基于犯罪的“形式与实质双面统一”的理念,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官员“个性”与施政的关系

“个性”其实并不是施政的要件．它的价值．远远比不上科学精神、民主作风．而后者．不应该是官员的“个性”，而应该是官员的“共性”。许多中国官员长期以来所缺乏的，也并不是“个性”，而是科学精神，民主作风。     

从近代合同法到现代合同法

从近代合同法到现代合同法就是合同法不断完善的历史演变,是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归位,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