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估的开放空间:理论回应、实践样态与未来转型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对于法治状态进行定量评价的法治评估实践。伴随着法治评估的方兴未艾,中国法治评估的发展也面临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转型。当前学界对于法治评估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规范法治观,是一种理念上的建构和抽象的思辨,在思维方向上坚持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二元分析框架。规范法治观始终困囿于"法治应该是什么"这一本体式的循环追问,影响了法治评估客观性难题的破解和创新。实践法治观的提出,能够避免理论上的独断与徘徊,着眼于法治的实际运行和存在形式,在保证法治评估的开放理论空间基础上,实现法治评估的未来转型即本土化建构道路。     

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历史延续和实践特色

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出的新路,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道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新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人民探索和发展,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在于其具有探索科学发展、注重和谐发展、追求和平发展的鲜明实践特色,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某防化技术大队防化技术室党支部 扎实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

沈阳军区某防化技术大队防化技术室党支部坚持把处置不合格党员作为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下篇文章＂,重点围绕理想信念缺失、宗旨观念淡薄、工作消极懈怠、组织纪律散漫、道德行为不端等,深入查摆党员队伍存在的问题;通过与法规制度对表、和群众意见对表,充分依据现实表现认定不合格党员;认真遵守组织程序,严把评议认定、调查核实、上报预审、讨论表决、审批处理五个关口，切实保障受处置党员的权利。     

“四个全面”的价值分析

"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彰显了对国家战略创新的宽度,对人民实践认识的力度,对三大规律把握的深度,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畅通民意渠道 践行群众路线

<正>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晋江市扎实开展"四大活动",坚持敞开大门搞活动,走进群众察民情、知民盼、解民忧。开展"四下基层·四进四促"活动。以进村户促干群融洽、进企业促转型升级、进项目促服务提升、进一线促难题化解为载体,推动领导干部"四下基层"。开展市领导到挂钩村(社区)"现场办公月"活动,集中1     

重红色教育 补精神之钙

在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加强对党员的理论思想教育．广西武宣县充分整合县域内的红色革命教育资源，紧紧依托位于该县东乡镇的中共桂中第一支部旧址，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现场参观体验，对照“先辈先进”这面镜子进行党性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修正差距，切实补精神之“钙”。     

有岗必有责 守土须尽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尤其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两项责任"的新要求,通过学习、贯彻、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巩固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一、提高对主体责任的认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1、落实主体责任是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部署。我院党委始终坚持"两手     

片言居要 入木三分——关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所用古语的体会

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间,多次引用古语。凡所征引,皆片言居要,入木三分,警策人心。以下是笔者对习总书记讲话中所用古语的一些领悟。习近平在肯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五大成果之后,讲到:“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是在总结运用党内历次集中教育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取得了新的认识、积累了新的经验。”于是,他     

河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高炮某团——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注重发挥军地双方优势

河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高炮某团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预备役部队与地方联系紧密的优势，注重盘活军地资源，促进了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一是注重发挥军地双重领导优势，坚持在调动军地两个积极性上下功夫。他们积极协调地方预任领导，联合成立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形势分析、情况通报、检查督导等制度，积极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     

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