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罪犯罪客体新论

侵占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财产所有权."他人财产所有权"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不应仅仅指私有财产所有权.因为:1.从立法上看,刑法第270条规定的侵占对象是"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并未将侵占罪的对象明确限定为私有财产.2.从实践来看,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侵占公有财物的犯罪行为客观存在.3.从程序上看,侵占罪适用"告诉乃论"的自诉程序,但不能据此排斥公有财产所有权在本罪中的客体地位.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种，是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的问责制．也即所谓的“同体问责”。行政问责制的客体是所有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效克服了权力机关等外部组织问责时往往只针对有关机构及其行政负责人问责的局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于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主动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性骚扰

在中国,性骚扰的说法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被传入和被公众认知的,并因2001年西安童女士首次提起性骚扰诉讼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从而在法律上真正拉开了中国妇女反击性骚扰的序幕,成为我国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规性骚扰的专门立法,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也尚未达成共识,致使法院审理此类侵权案件时无法进行规范性操作,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合理地对性骚扰的进行界定,并以此为基础对性骚扰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学者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同含义,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传统犯罪对象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与“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者”两种含义适当分离,在理论上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的事物,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但功能上并不相同,不可相互替代。     

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对《刑法》第120条之六的解读

作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罪名,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设立,回应了惩治暴恐犯罪的现实需求,严密了惩治暴恐犯罪的刑事法网,反映了从严惩治暴恐犯罪的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构成特征上看,其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表现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侵犯的威胁或危险;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管制秩序的侵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在认定和适用本罪时,需要严格把握政策精神,注重法律衔接适用,准确认定犯罪界限,同时还要依法处理自首、坦白等具体问题。     

从人格利益到人格要素——人格权法律关系客体之界定

在将人格视为人之根本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权利客体理论矛盾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对人格的全面保护,我国学者采用了"人格利益"这一抽象概念作为人格权与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权利模式对于人格的保护,但是由于"人格利益"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对于人格理论的依赖性,人格利益作为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根本性的缺陷.无论从当代法学之哲理基础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人格要素都是独立于法律上的主体的,因此人格要素作为人格权、人格权法律关系之客体,不仅不存在障碍,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公证客体的表述之我见

2012年8月3113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正案”），修正案第14条将2007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13民诉法”）第67条修改为2012年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诉法”）第69条，并对旧民诉法第67条有关公证客体的表述作出了修改：     

物权客体研究

民法上的物,是指独立于人身之外,可以为人所支配,独立为一体的有体财产。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虚拟财产的横空出世,以其自身无形,虚拟的特性挑战着物制度。本文从虚拟财产的特性和法律性质出发研究其到底是否是物权的研究客体。     

我国著作权客体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适应国内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需要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发展需要，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多次修改。我国有关著作权客体制度方面也进行了适当调整，但仍存在诸多不足，集中体现在作品的概念、分类以及具体作品种类的定义上。针对这些不足，有必要通过严谨的定义和科学的分类等手段，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