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债权”时贪污对象及数额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贪利性犯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数额犯,贪污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根据,也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贪污对象为货币的,直接以货币数额确定犯罪数额.对象直接为物的,对贪污数额应当以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进行核价①.但对于侵吞外单位用来抵付本单位欠款之物的,贪污对象及数额如何确定存在争议.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角色分工与功能定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其中存在着"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对实践关系,每对关系对应各自的主体与客体,三对关系相互制约,使主客体呈现独有的特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厘清以上主客体关系及其制约机制,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的角色分工与功能定位,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民法总则》重大误解视野下动机错误的救济路径分析——以错误“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为切入点

对于动机错误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争.二元论者囿于“错误”是“表意人非故意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理念,不得不将“性质错误”拟制为内容错误,将双方动机错误置于错误法外救济.此种处理模式导致错误理论日益复杂化,难以把握.一元论为了将动机错误从可救济的错误中排除出去,主要采用列举或者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列举方式的优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缺点是难免存在遗漏;相对人可识别性的方式无法妥善解决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的动机错误与双方动机错误问题.我国可以借鉴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优点,尝试采用第三条路径,即“统分结合模式”:“分”就是坚持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统”就是在司法解释中,将主观行为基础错误、性质错误以及纯使他人受益的法律行为中,成为行为人发出意思表示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的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一体纳入《民法总则》148条予以救济.     

先到先得,还是价高者得

正标题是在集合概念的意义上使用,但鉴于也许有人无视它的语境,非要抠字眼,那说的是"某些经济学家"吧。前段时间,一女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关注。她斥责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了4500元,而她从外地特意赶来,排了一天都没挂上号。舆论引爆后,警方介入调查,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秩序的行动。从官方的行动和表态来看,黄牛干这种事是不正当的,涉嫌扰乱就医秩序,属打击之列。而民众对     

台湾地区民法错误论评析及其借鉴——一个基于法律史和学术史的考察

电商标价错误案引发两岸民法学界对传统意思表示错误制度之共同关注.台湾地区民法错误论源自罗马法一德国法传统,并受到日本法的一定影响.在错误类型上,台湾地区民法沿袭德国“内容错误”与“表示行为错误”之界分,性质错误“视为”内容错误.在错误撤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表意人过失要件之限制,相对人之可归责性亦成为影响表意人行使撤销权之考量要素.两岸民法错误论存在着内生机理上的共通,使得大陆民法错误论寻求台湾地区经验之借鉴成为可能.     

刑法中打击错误的理论迷思与廓清

在刑法理论中,过去将打击错误归为刑法上认识错误的一种情形,因而在错误论的范畴内对打击错误进行研究,造成了打击错误之理论研究的迷思与误读。但实际上,打击错误在其本质上并不同于认识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讲,在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并未产生错误的认识。出现打击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因而要将打击错误与认识错误及其具体类型、刑法上的因果关...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探析

2018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观点提出应限制甚至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对此,理论界存在各种声音,司法实践中也无统一的做法。上诉权是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上诉具有纠错、维权功能,保留上诉权体现了刑事诉讼追求的公正价值。从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模式分析,上诉权的保留有其必要性。因此,不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设置任何限制条件,更不应取消该权利。     

论打击错误之处理原则——具体符合说之提倡

作为处理事实错误是否阻却故意的理论,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在打击错误的场合,争论最为激烈。无论是处理结论还是故意理念,具体符合说都更为合理。采用具体符合说并不会导致罪刑不均衡,以错误发生时间的不同为标准可以将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区分开。     

谈谈理论的检验标准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究竟如何判断其真伪,亦即理论的检验标准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践标准是＂最高标准＂,具有最高权威,是理论真理性的最终＂判决者＂。但实践检验毕竟滞后于理论本身,逻辑证明、文本检验、经验证实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标准,是初步判定其科学性的一种辅助方式,在检验理论真理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不能与实践标准并列,更不能代替实践标准。时间标准、有用标准、权力标准以及学术争论则是完全错误的标准,不具有任何的合理性。     

毛泽东晚年错误再检视

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置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再检视，主要是着眼于中国这个东方小农大国的经济基础，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国革命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形式的阶级斗争实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反对内在的封建专制压迫和外来的殖民侵略斗争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使中国社会内部造成一种态势，在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种条件相互交错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毛泽东步人错误境地。本文从新的视角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社会成因，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之五大要素的综合作用，“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何以成“纲”，毛泽东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乌托邦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