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文化向度

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及其知识与意义系统,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的。货币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外化,是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所引导的社会文化主导精神观念的转变,实现人类的社会化,导致现代生活的客观化,促进个体发展的自由化。货币以其价值的中立性,成为人们生活意义的最终调节者,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在金钱尺度因素的作用下,现代社会衍生出经济功利的文化意识,这有着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有着某种腐蚀作用。     

心证自由的层次性分析及其客观化制约

心证自由有两个层次 ,即狭义上的心证自由和广义上的心证自由。自由心证制度将会受到更多制约是大势所趋。其主要受心证主体客观条件、诉讼程序内在规律、证据法律规则、经验和逻辑规则、心证公开制度的制约。要使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走向理性化、规范化必须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和错案追究制 ,推动我国现有诉讼模式尽快向当事人主义过渡 ,并切实保障心证过程公开化     

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与立场：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既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涉机器取财中的被害人同意

被害人同意在财产罪解释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占有人同意移转占有的,行为人不可能成立盗窃罪;如果同意是基于错误的认知,应考虑行为人是否成立诈骗罪.在ATM机上冒用他人取款卡的,就提取现金而言,由于得到了银行关于占有转移的同意,不成立盗窃罪,应按照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处理;就转账而言,作为债权人的存款人不可能同意占有的转移,应按照盗窃(债权)处理.在涉机器取财尤其是机器故障案件中,应充分考虑机器设置者是否已将占有转移意志尤其是针对此种故障下取财的反对意志进行客观化表达.     

追证与印证——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及其路径

自由心证本身的消极性需要自由心证接受规则制约和外部检验,即要求自由心证的客观化,这已成为当代各国自由心证制度发展的基本动向。追证可能性是西方国家自由心证客观化的基本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上诉审、强化逻辑规则和经验规则、加强证据规则的适用和明确证明标准。根据我国司法实情,印证证明模式是我国自由心证客观化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印证证明模式要求建立可操作的具体证明标准,确立体系性的证据规则,坚持"孤证不能定罪"的原则以及加强裁判文书对心证形成过程的公开程度。     

探求侦查和谐的路径——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和谐是人类的普遍追求,而侦查的和谐也是如此。《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一书指出:侦查和谐化具有必要性,这是人们"求和"观念的具体反映,也是侦查历史脉络的清晰表现。侦查和谐化也具有可能性,从侦查运行的规律中能够探知和谐的内在品质。侦查和谐化具有可行性,需要完善侦查的法律话语、警民关系和各项侦查措施等。     

试论音乐教育中审美力与想象力培养的价值

音乐教育是艺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音乐使受教育者体验到蕴含于音响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激活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达到陶冶性情,启迪智慧,丰富想象力、提高创造性思维的目的。     

从法定证据证明标准之兴衰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