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与分肥

官府腐败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有人说了，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于是改进，纪检委级别提高，好像改善也不大。又有人认为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隶属关系，于是改进，监督部门尽量独立，由中央直线领导。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     

呼唤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宪审查制度

年前,最高人民法院悄无声息地公布了一批废止的或不再适用的司法解释目录。这件看上去稀松平常的法院日常活动在明眼人眼里却另有一番滋味。原因在于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俗称齐玉苓案批复)也在弃用之列。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必将推进认罪认罚适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智性”是认罪认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被追诉人基于理智思考后的作出的利己决定，“明智性”具有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提高司法效率等功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性质、证据构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通过加强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释法说理、认知矫正、证据开示、合理抗诉等工作，有利于提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推进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广泛适用。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刑法谦抑性角度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在刑法领域,安乐死出入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安乐死非犯罪化是代表现代刑法压缩、节俭和宽缓的发展方向,深刻体现刑法宽容性,应该减少刑法对安乐死的过多干预。刑法谦抑性是现代刑法价值追求和理念之一。安乐死非犯罪化符合现代刑法谦抑性价值追求,应该排除在犯罪之外。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悔罪表现”认定问题研究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设立，一方面契合修复性司法理念，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另一方面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品格以及适应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司法实践在认定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时往往以犯罪行为发生后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认罪、悔罪的心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且缺乏科学合理的监督考察体系。为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对涉罪未成年人“悔罪表现”的认定应当采用全面、动态认定的路径，包括考量犯罪前、犯罪中、犯罪后以及监督考察期限内的具体表现；并辅之以建立科学合理监督考察体系，包括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日常监督考察工作，优化监督考察期限的设置，实现帮教活动的规范化。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若干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犯罪预防的重点内容,《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对此专门作出规定,立法者将其作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立法罪名。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但不包括单位。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     

农民工性权保障之初探

农民工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社会地位的低微和经济条件的有限，以及城乡隔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模式下的许多制度未得到根本改革，使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性权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受到忽视、侵害，甚至践踏，且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和严重，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本文以宪法学中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为研究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性权利的基本理论和性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介绍了农民工性权利缺失的现状、剖析了农民工性权利缺失产生的成因，最后，提出了农民工性权利保障的具体路径。     

如何监督地方立法权

填补空白的地方立法只是地方立法的沧海一粟。依据立法法规定，地方立法的第一要务是“执行性立法”，即“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     

正义原则的优先性何以实现?——评罗尔斯正义原则优先性的实现理论

<正>义原则优先性理论,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理论,它建立在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基础之上,带有理论逻辑上的理想化色彩。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旦无知之幕被打开后,正义原则优先性如何实现?罗尔斯力图通过"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的建构进行论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脱离社会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矛盾,空谈"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批判借鉴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优先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