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霾雾见真情——驳“寂寞说”和“抛弃说”

现代著名作家萧红与端木蕻良之间的关系,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萧红于香港病逝后,就有些人责以烦言,混淆视听,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与新近发现的可靠材料,分析论证了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伉俪深情,批驳了加在他们身上的“寂寞说”和“抛弃说”。     

夫妇落水，谁先死亡？——司法的认识论视角

结合冷水江夫妇落水案这一具体案例，在宣告死亡程序适用陷入困境时，从司法的认识论视角，树立法律事实观，通过宣告死亡与运用证据规则推定死亡法律效果的确定性比较，论证了运用证据规则推定死亡的可行性。     

论计算机犯罪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法律专家对计算机犯罪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广义说、狭义说和折衷说三种。虽然这些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笔者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做出了自己的归纳。计算机犯罪是指利用计算机操作系统所实施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行为。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

对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在判决的具体内容方面,应采情况判决说;在适用条件方面,应科学界定行政不作为的范围;在履行期限方面,合理期限的指定应以必要、适度为原则。     

贫穷的富翁

我和两个儿子,单亲了十多年,日子苦的能拧出水来。但是,我们苦中作乐喜欢阅读,在阅读中我们忘记了很多的人生苦痛。小时候家穷,兄妹七人,我排行老五。由于父母是船民,常年在长江淮河里随着船队跑运输,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而所谓的家,只有我和哥哥两人——两间低矮的草屋,一个不大的院子,座落在古栈道濉河的岸边。门前是青阳小学,书声琅琅;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理论基础与制度构造的革新

我国民事执行回转制度一方面因在实践运行中背离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趣旨,出现了“审执合一”的程序构造和可能被执行回转之诉替代之问题;另一方面因生成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又面临着理论基础和制度构造都需要彻底改造的问题。相较于其他被执行财产事后救济制度,民事执行回转制度对于实现诉讼经济和诉讼迅速的理念,促成纠纷一次性或最大化解决,有着十分明显的制度优势。因此,将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由职权进行主义运行模式改造成贯彻处分权主义的运行模式,使之在保留原有制度功能及优势的同时,又符合新时代民事诉讼的发展需要,是当下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过程中应予充分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具体制度构建上,应将不当得利之债规定为民事执行回转制度的实体法基础,并将其定性为实质诉讼规范;坚持审执分立的程序构造和排除另诉的处理方案;将回转制度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审判程序”编中,并设立裁判解释程序。     

文风背后是个什么问题?

<正>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批评当前党政长、空、假文风,并要求党员干部改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执政党的不良文风,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话方式和文件写作方式问题。文风也就是政风。不良文风蔓延说明,各级官员比较普遍地陷入文山会海中,做工作也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传达会议。现在人们都说要鼓励说真话、说实话,而在不良文风的蔓延之下,常常是都不知道如何说真话、说实话,因为人们已经太习惯说套话,说假话,说空话,莫予毒也。     

刑法教义学中故意理论的传统与前沿

可能性理论摒弃了独立的意志因素,与传统故意理论之间的争议是怎样将故意与过失的区分阐述到最好的地步。盖然性说和故意危险说这两者与传统故意理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前两者提出的比“认为这可能发生”更高的要求,是否应当替代或补充从独立意志因素角度去理解的涵摄过程。故意危险说无法作为独立或补充性的标准去区分故意与过失,其极端化思想也应当予以否定。故意不同于过失是因为行为人作出决定不去避免符合构成要件的事件发生。如果行为人在具体案件中认识到符合构成要件、法律所否定的风险,却依旧实施行为,那他就作出了这种决定。     

论严格故意说之于刑事政策：从对立走向统一——以违法性意志为路径

以违法性认识为核心的严格故意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确存在对立冲突,但这是表象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并不是严格故意说的“过错”。“未必的违法性认识”通过放宽“有违法性认识”的认定条件,扩张了严格故意说语境下故意的成立范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该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其仍是基于表象主义的立场,终究难以彻底化解“对立”。应以意思主义解构严格故意说：故意责任非难的是“法敌对”或“法漠视”的违法性意志,违法性的认识程度、法咨询义务的履行程度以及期待可能性均是违法性意志的判定资料。在违法性确信、违法性高度怀疑、未合理履行法咨询义务或者可期待暂缓违法性存疑行为却没有暂缓等场合,可认定为具有违法性意志。如此,严格故意说被指责“鼓励法盲”“不当优待常习犯”以及“难以处罚确信犯”等与刑事政策相互对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继承的共同正犯研究

继承的共同正犯,是指对某一个犯罪,先行行为者着手实行后,在行为尚未全部实行终了阶段,他人(后行行为者)与先行者之间产生了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此后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形。是否应当承认继承的共同正犯概念,后行者是否应当对先行者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承担责任,对此,刑法理论界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与限定的肯定说等多种观点。应当认为继承的共同正犯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限定的肯定说则更有利于准确界定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