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务人员信息素质研究

由于信息源种类及其收集方式、评价方法不同,各学科领域对信息素质内涵的理解及评价标准必然独具特色。分层次、分学科探讨个体信息素质的构成及培养对策,对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均具有现实意义。信息化条件下,公安机关“打、防、管、控、服”五位一体工作模式的开展与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情报信息支持,这势必对各层级、各警种从事情报信息收集、管理及研判人员的信息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多措并举,全面提升警务人员的信息素质,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我国违宪审查机构的模式选择

虽然我国目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学者仍可探讨“将来”需要时,该机构的设置模式。根据我国国情,这一机构放在最高法院内较为合适,或设一个宪法庭,进行专门审查;或不设宪法庭,由各审判庭做附带性审查,但需辅之以宪法咨询;或就违宪审查案件组成特别陪审庭,陪审员可在学术性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以及社团代表或普通民众中产生。     

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生信仰的发展与变化

人生信仰经历了从稳定——混乱——政治——危机的发展变化。时代背景不同,所体现出的主题不同,所以社会的发展变化对人生信仰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传统社会,受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人生信仰。近代社会,中国历史始终是以"革命"为背景的,为完成"革命"的任务,政治信仰突出了,人生信仰更突出政治性的一面,政治信仰取代人生信仰。当下社会,在崇尚物质丰富、精神自由的同时,现代人的精神却无家可归,人生信仰出现了危机。     

从民法上的环境权到宪法上的环境权

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将环境问题列为世界第三大问题,环境权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学者们从不同的法律视角,提出了自己对于环境权的认识。民法上的环境权既有较大的意义也有固有的缺陷,因此民法上的环境权不能代替宪法上的环境权,而且最终要上升到宪法层面。环境权理论对我国的宪法从观念到条文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宪法至上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确定之后 ,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 ,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的组织 ,是维护宪法至上的最主要力量。宪法最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宪法由人民制订是宪法至上性的根本所在。按照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理论 ,宪法至上不仅不会动摇执政党的地位 ,反而会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宪法逻辑考察

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保证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具有宪法性法律文件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载体。从动力上,中央和地方对宪法的凝聚力是在强总统推动下逐渐实现的,总统—威权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嬗变的动力;从趋势上看,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从分散联邦制走向了集中联邦制,职权从地方向中央聚集,并最终集中于总统;从控制上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问责从横向政治问责转变为垂直行政问责,中央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是问责,对地方最高官员问责的提出与决定权集中于总统。实践证明,完全照搬西方的联邦制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建立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代化要求的联邦体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的基石,明确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边界,是二者关系的核心;顺应民主法治化潮流,注重以法治方式构建长效稳定的关系格局,加大权力制约力度,这是维护良性关系的重要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兼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解释

我国《立法法》预设了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路径。从现有裁判文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并未遵循我国《立法法》所预设的路径,而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回避了合宪性审查诉求,同时又在个别案件中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陷入了完全回避与直接审查的两难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权力行使程序缺乏清晰的规定。对此,亟待通过法律解释进行明确和细化,否则最高人民法院将无章可循,无法贸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为了化解最高人民法院面对的这一困境,有必要对我国《立法法》第99条第1款进行解释,推导出该条款在授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审查权时,还隐含着另一项未被释明的权力即预审权,其共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宪性审查中的权力基础;同时,为了使预审权与提请审查权的行使制度化,有必要对其行使程序进行细化,建立起预审-提请审查机制。     

拿宪法说事

2004年3 月14 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高票通过了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学习宪法的部署,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宪法及其修正案之重视。一部法在制定之后,关键是实施的问题,宪法也有个实施的问题,而且宪法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宪法的权威和法制的统一。促进宪法实施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拿宪法说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自我国1954 年宪法以来,直到后来的1975 年、1978 年和1982 年宪法,很多内容都没有启动。例如,1954 年宪法就有关于教育权的规定,但直到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件所做的司法解释中提到宪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