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抽逃出资禁止规范的变革

法定最低实缴资本原则被取消后，禁止抽逃出资的公司法规范依然有其存在价值，但解释规范的思维应当作相应转化。该规范的公益保护色彩逐步淡化，其价值不在于直接维系市场经济秩序，而在于保护个体利益。该规范保护的主体多元，并且除极端情形外，债权人保护仅具有间接效果。在论证抽逃出资行为的构成及民事责任的承担时，应将抽逃出资作为推理的小前提而非大前提，以使抽资行为的判断实现从价值到事实的转化。法院对待抽逃出资禁止规范的思维已有所转化，需坚持理性立场并且继续推进这些转化。     

国旗的宪法意义

国旗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它象征着统一国家,以及对中央政权的皈依,宣示着政治理念与理想。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刑事上诉案不开庭审理之宪法学检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明确将"事实之争"上诉案列为二审应开庭范围,然而二审开庭率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二审法院给出的不开庭理由,竟多为早已被废弃的"事实清楚,可不开庭"之旧规.此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相悖,在宪法层面也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均是现行宪法体系下解决上诉案开庭问题的可行路径.严格司法,应确立和落实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改革目标.     

理性与意志的悖论:现代司法审查概念的普通法渊源

在两大法系日渐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传统上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尤其涉及到对于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及政治制度设计就是重要的参考对象。这一对比势必牵涉到一个元法理学的问题:即法的本质是理性还是意志。依据美国司法审查概念及制度的发展轨迹来考察,这一悖论不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在制度设计与演进的不同阶段各不相同。从我国当前所处阶段和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来判断,本文更多地强调"作为理性的法律"这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