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思想中的五对关系述论

反腐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反腐败中要处理好多对关系。首先专题教育活动与制度化建设的关系,在肯定专题教育活动的同时,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次,切实编制好制度的笼子,正确处理党纪和国法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国法党纪。第三,强化制度执行,落实两个责任的关系,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前提,纪委的监督责任是保障。第四,高层反腐和基层反腐的关系,在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落实八项规定。最后,反腐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腐败损害了群众利益,反腐走群众路线。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     

从"部门间政治模式"看美对我台军售决策特点

罗伯特.帕斯托(Robert A.Pastor)提出的"部门间政治模式"(Inter-branch Politics Model),用国会─行政部门的互动过程作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解释工具。通过用这一模式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我台军售决策具有如下特点:行政部门在对我台军售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国会积极介入对我台军售决策,对行政部门不断施压以推动对我台军售升级,是对我台军售的积极推手;国会的政策常具有挑衅性,行政部门相对而言会更多地从战略角度出发,扮演的是较为理性和务实的角色;美国政府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者,最终的对我台军售决策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平衡术。     

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海洋维权的斗争实践

抗战胜利后不久,日本经国民政府允许,重新进入中国近海捕鱼。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予以谴责,并领导沿海解放区开展对日斗争。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建立起军事护渔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联防体系。1955年中日签署渔业协定,海上斗争暂告缓和。岸信介上台后与华交恶,中共“以打促谈”,发起对日远海渔业竞争,迫使日方重回谈判桌前。整个过程中,中共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斗争策略,维护了中国在东、黄海的领海主权和捕鱼权。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对非政策

在第二任期内,克林顿政府大幅调整美国对非政策,凸显对非洲问题的重视,支持非洲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加大对非洲的经济投入,重点发展与非洲地区大国、新兴民主国家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以改善美国在非洲的形象,拓展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并利用地区大国与次区域组织影响非洲事务。该政策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将继续影响新世纪美国对非政策走向。     

坚持对上对下的统一 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的体会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求我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根源在于监督机制、干部管理体制等存在缺陷。要实现对上对下的统一 ,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大力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善待中年

周末,赶一趟绿皮火车回了老家。年少求学时,回家很频繁。有漫长的寒暑假,各种闲散节日及周末,还有一颗思乡的少年之心。而今中年,客居异地,又成家立业。每每想回家,总因种种俗事被耽搁。人到中年,回到老家已然有些生疏。静谧的山夜,卧躺老旧的木板床,辗转无睡意。从落满灰尘的书柜上,找出一本高中写的日记,纸张泛黄,字迹深陷且有些模糊。来回翻阅时,看到了一张十年前的自照。背靠葱郁的群山,     

美国对朝政策:机遇与制约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始终未能阻止朝鲜拥核步伐。朝核试后,美对朝政策有了新的调整,六方会谈得以复会。但美朝双方受各自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的限制,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尖锐分歧难以解决,朝核危机仍存在再度升级的可能。     

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

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曾引发美国对俄罗斯政策是否会出现剧烈变化的猜测。特朗普谋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扭转因乌克兰危机而深陷泥潭的美俄对抗。然而,特朗普的胜选及其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图遭到美国建制派的猛烈抨击和抵制。美国对俄政策不仅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与俄罗斯的互动,更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特朗普制定和实施对俄政策的总统权力受到国会及反俄势力强有力的束缚和规制。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对俄政策并未出现逆转,而是延续了奥巴马执政后期对俄罗斯的对抗、遏制和威慑,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升级,导致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俄罗斯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