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工程领域的领头兵

在非典病魔袭来之际,河南的专家王云龙率领科研人员成功地研制出两种快速、特异、灵敏的非典基因检测试剂。该试剂使非典检测缩短到两小时以内。身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的王云龙,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所领导的河南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惟一的工具酶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诊断药物龙头企业。     

一个层面的两个层次——对行政法治二元结构的质疑——阅读余凌云教授《行政自由裁量论》

现代行政是一种"自由裁量"的行政,行政自由裁量能使行政主体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但是也容易导致行政权力行使的主观性,任意性,造成行政权的滥用与失控,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对行政自由裁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已成为行政法学者的共识,在阅读了余凌云教授的《行政自由裁量论》之后,本文试从行政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是否在同一层面对行政自由裁量进行控制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发展的探讨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作为检索工具在图书情报机构应用的非常广泛,成为人们进行数据查新、查全的有利工具。本文主要就《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如何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一些建议。     

传统美育与当代美学建设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审美教育传统,它从礼乐文化派生而来,体现出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西方美育传统之一致在于对人的综合素质之培养.如果没有人文关怀,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之间的精神纽带就会断裂.当今中国美学出现的低迷状况,主要由人文精神迷失所致,美学未能从工具论的价值观中走出来,当代美学建设应积极借鉴我国传统美育思想资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合理性新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以往阐述这项制度合理性的时候,只强调该制度是历史形成的.但是,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许许多多在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都被历史进程淘汰掉了,所以仅用"是历史形成的"作为终极原因来解释其合理性便不能彻底服人,也不能回应西方政治文明的挑战.所以,必须重新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致伤方式、致伤工具的法医学复核鉴定分析12例

致伤物的推断及其所致损伤的致伤方式分析是法医学鉴定的一个难题,它不仅能为侦查提供线索,为审判提供证据,而且当多人作案,一人采用多种致伤物及致伤方式或群体斗殴中使用多种致伤物,致多人受伤或死亡;或者当被害人遭受多种损伤而死亡时,可以从伤者或死者身上的损伤对致伤物、致伤方式进行分析,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达到直接认定犯罪分子的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会对致伤物推断及其致伤方式分析产生一定的失误,笔者收集１２例对致伤工具及致伤方式进行复核鉴定的案例（由本省市公检法及院校法医所组成的法医技术…     

安乐死合理性初探

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处于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濒临死亡的病人,应其本人要求,所采取的使其死亡或加速死亡发生的措施。由于安乐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牵涉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所以国内外争论几十年,对于安乐死是否合理这一问题仍未有定论。尽管大多数人对安乐死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对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并没有完全以杀人罪论处,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否定说仍为各界学者之通说,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都不承认安乐死合法。本文试图采取利益分析的方法,对安乐死的合理性谈一点…     

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协同研究

以京津冀三省市2003-2020年间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政策量化标准、政策文本编码、构建政策协同测度模型,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内部及政策工具间协同随着时间变化有所提升,且具有明显相同的阶段特征。为此,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与部门合作,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推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现政策目标。     

论萨托利“有限多数原则”思想

多数原则是人类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在人类非政治生活中,多数原则也是解决矛盾达成共识的重要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多数原则特别是简单多数原则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对萨托利《民主新论》中关于多数原则的相关内容的介绍与论述,说明有限多数原则相对于简单多数原则更具有科学性。     

视角差异和基本逻辑: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性质的认定

刑民视角的差异和认定逻辑的分歧是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在认定过程中出现巨大争议的根本原因。在重视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犯罪各自独立场域的前提下,准确把握处分意识和错误认识内容之间的关系,明确犯罪对象是消费者的钱款而非商家要求消费者支付钱款的请求权,以及该钱款的占有由消费者向行为人流转,商家在整个过程中并无控制过钱款。在厘清以上视角差异的提前下,认为偷换二维码取财行为的本质是行为人介入到前置的民事关系,通过对前后两端都进行欺骗的方式维持财物的顺利流转,使得消费者误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正常存续并能现实履行,并在此过程中借消费者自愿交付的方式非法占有其钱款。其中,消费者是被骗的对象,是犯罪事实中的被害人,商家是因欺骗被利用的犯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