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度视角下的高校二级学院管理制度建构与设计

满意度调查和评价的理念与方法,是衡量组织效能的重要维度,关注师生需求、期望和问题解决,有利于激发高校二级学院组织活力、积极性与创造性。推进高校二级学院管理的主体化、实体化,以师生满意度为核心理念对高校二级学院管理制度改革、建构的要素进行提炼和设计,主要包括决策运行、考评选拔、财物管理、人文学术环境四个要素;其协同融合发展是高校二级学院管理制度转型的重中之重。理顺高校二级学院的组织结构、制度与人的发展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效能和满意度或幸福感。     

入罪拟或信用治理:高利贷衍生犯罪的“中西”疗法

高利贷衍生犯罪可以类型化为寄生型犯罪和倒逼型犯罪。从表面上看,高利贷衍生犯罪是借贷方实现高利贷非法利益的必然手段。从本质而言,高利贷衍生犯罪与高利贷作为一种反信任机制的特质相关联。而银行信贷的身份型信用体制及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危机则是导致高利贷衍生犯罪不断恶化的条件。对于高利贷衍生犯罪的治理策略有两种:一种是“西医疗法”,即通过高利贷入罪,以刑罚直接打击、阻却高利贷的方式,实现其衍生犯罪的治理。另一种是“中医疗法”,即通过对社会信任的恢复及对信用有效规制,以实现高利贷衍生犯罪的治理。“西医疗法”固然对抑制高利贷衍生的犯罪会有一定疗效,但可治标,难治本。要源头治理,则必须重视并依赖中医疗法。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生成逻辑及其流变 ——基于党际信任维度的分析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源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在长期共同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构成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逻辑基础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信任关系的演进,也直接反映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状况和成效.接续和增进多党合作中的信任关系,成为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基础.增进政治共识,强化协商民主,完善制度保障,体现监督成效,是系统接续党际信任、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途径.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信任心理:社会治理的心理建设方法论

心理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方法论,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直面社会治理,在认知与实践之间存在先有好的行动、还是先有好的共识这种类似于悖论的现象,信任缺失是这种悖论式现象发生的原因。这种悖论式现象内隐过程与结果之间的认知困境、形式与形式主义之间的批判困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耦合困境。提升社会信任心理,是突破社会治理困境的心理基石。     

基于公共政策视域下的政治信任建构之研究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领导行为与政府绩效的关联路径:基于下属信任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领导行为确实会以下属信任为中介对政府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大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不同的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方向与该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直接效应的方向一致。而性别、职级、学历等个体特征差异对研究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关注下属的媒介属性是深入全面了解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有效切入点。可以从公务员个体、组织文化、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发挥下属信任的积极作用。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