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权入侵到多元善治——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现存框架与演进方向

对于武力干涉问题,国际法在当代的国际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蕴藏着变革的契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做法以及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反应表明,《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虽然在名义上具有约束力,但实际上未被严格遵守,国际实践正在向确立新的武力干涉的程序与实体规范演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单边干涉的合法化,避免霸权体制强权入侵模式的延续,坚持以人道主义、多边主义为武力干涉的核心条件,形成多元善治的格局。就中国而言,应当充分利用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防止武力干涉领域的国际法出现暴力化的倾向,引导和塑造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健康发展。     

联合国宪章、保护的责任与叙利亚问题

中国在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提案表决时投否决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了避免又一个阿拉伯国家成为干涉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权力,而“保护的责任”因其宽泛的理论解释空间而极易被滥用,冷战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几次干涉主义战争的后果都背离了“保护的责任”的初衷.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理论及其新发展

就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在国际法而言,目前只有国际条约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国际习惯还没有形成.但从类似“保护的责任”这样的新视角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低限度的一致”已经存在,那就是: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界限的,对人道主义的维护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正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前提所在。在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激烈辩论与交锋中,一个重要的隐含成果,就是对上述前提的分享。遗憾的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关注交锋的喧嚣,却忽视了这一隐含成果的存在。而尽管“保护的责任”注意到并运用了这些“最低限度的一致”,但其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取的。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2009年奥巴马执政伊始,即大力鼓吹、积极推进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到2011年下半年,这一战略调整已经初步成型。三年多的调整进程越来越清晰地显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是美国被迫战略收缩中的调整。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调整的特点和影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在大陆和台湾都受到关注。事实表明,主要受中美关系大局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制约,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既没有明显增强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战略需求,也没有进一步扩大美国插手干涉台湾问题的战     

萨科奇的利比亚难题

香港影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中有句堪称经典的对白:我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法国总统萨科奇或许很快需要用这句台词来描述其个人乃至法国所面临的困境了。发端于     

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之适用与变通

证明妨碍理论也应如同证明责任一般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这要求证明妨碍责任不得逾越期待可能性与比例原则允许的范围,而应视行政行为的性质、可能附加于行政相对人的后果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等要素而定。即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涉及行政法律责任的干涉行政,需克制证明妨碍理论的适用;而对于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合同、行政赔偿、工伤赔偿等非干涉行为,可以援用证明妨碍理论解决实务问题。     

苏联史学界关于远东 1917 年革命、国内战争、外国干涉研究综述简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同年11月布尔什维克又领导发动了十月革命.远东地区作为俄国的一部分,自然也经历了革命的阵痛与洗礼.但是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日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使革命引起的震荡在远东要比在俄国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初步建立,到国内战争爆发后各方势力的斗争,直至1922年日本干涉军撤离符拉迪沃斯托克,革命冲击波在远东持续了六年之久.1917年革命、国内战争、外国武装干涉等三大事件,在时间、地域和因果关系上存在密切联系,难以把它们分开来研究.     

应用迈克尔逊干涉仪检验透明塑料薄膜

本文应用光干涉手段对透明塑料薄膜进行区别检验，取得较好效果．     

论人道主义干涉及其严格限制--一种侧重于伦理和法理的阐析

人道主义干涉往往成为大国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所以必须对这类干涉予以符合伦理和法理的严格限制.本文认为,一项人道主义干涉要能够是合理与合法的,就须同时具备至少六项限制性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必须有严格限定的正当理由,必须由联合国作为唯一合法的国际干涉权威来发动、进行或监管,必须仅仅将武力的使用当作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其使用方式和预期后果必须是适当的.     

论德国法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责任的规定

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是民法上相当基础而又重要的问题，德国法关于这个问题的学理和判例均十分发达。德国民法典确立债务人就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应与“自己的过错负同一责任”，性质上将之定位为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在责任构成和归责原则上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本文通过对德国法上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的历史渊薮、规范目的、责任构成和具体适用的探讨，反观我国法的相关规定，指明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应当明确履行辅助人的地位和责任以及区别履行辅助人和一般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