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著作权法》中"汇编权"的重构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汇编权"。但这是立法者错误理解《伯尔尼公约》的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未单独规定"汇编权"。"汇编权"不仅在适用范围上与"复制权"重复,没有给著作权人带来任何新的利益,而且给法院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迫使法院去审查被控侵权人汇集原告作品的成果是否形成了新作品,并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应当对"汇编权"进行重构,将其改造为在公共集会上的讲话者许可他人汇集其讲话的权利。     

生存视角的兴起与多元的生存叙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种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逐渐在文坛兴起.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存困窘和烦恼的关注,率先来开了生存叙事的序幕;对市场化转型期的企业困境根源的探究,形成了一轮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生存视角对都市青年尴尬的生存奋挣、百姓生存本相以及私人化生存空间的近距离观照,是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女性小说繁荣的基本促进因素.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写作"的新景观,也是生存视角和生存叙事活力的体现.     

谈语言模因的模仿、复制与传播

自然语言中的模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身的运用和信息的交际和交流。模因论对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颇有启发。     

刑法文化视角下底层性工作者的人权之保障

自2007年初以来,大大小小的报刊、媒体均在陆续报道我国底层性工作者令人堪忧的生存安全状况。各地针对"小姐"的暴力犯罪事件几乎以每周1-2次的频率发生,这些同样是国家公民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边缘人,他们所应享有的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在内的最基本的人权为何不能得到国家的保障?本文认为,我国现存的刑法文化是致使底层性工作者人权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之一。文中通过论述我国刑法文化之现状,以期寻找出保障底层性工作者人权的途径。     

被治理者政治的建构——评帕萨·查特杰的政治社会理论

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m studies)的著名学者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lilee)对目前盛行的公民社会理论提出了质疑.查特杰认为规范性的公民社会理论无法解释印度的现实情况,故提出"政治社会"的概念和理论,以弥补公民社会理论的短处,维护印度底层社会成员的权益.查特杰对印度社会底层的民主参与做出了具有新意的论证,但其政治社会理论尚有不足之处.     

读《乡土中国》,不同角度看“底层社会”

事实上从中国历史的变迁发展中,不论是从情感上还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的思维观念上来看,作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往往也是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上,某些阶层会把这个群体看成是最主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这个群体确实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的大变革。不过当一个社会处于暂时的良性运行,或者是它自身潜在的危险没有被发现之前,没有过多的人会主动地去关心这个群体,是否在当下所处的社会中享受应有的资源和社会尊重。然而本应该享受的资源和社会尊重被无限制的忽略时,底层群体就会通过社会的变革来提醒社会的其他阶层关注这样一个群体存在的必要性。     

文学与底层

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语词“底层”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这并不是当下文学新的题材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从来不缺乏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凝视”。文学再度进入“公共领域”，也提出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底层写怍（对底县的表述）能否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底层能否被表述”？文学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底层问题？知识分子（作家）扮演什么白色？“底层写作”的价值边界在哪里？     

盖次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人们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商学院教材中，举的最多的案例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而对大学生偶像关注度排名调查中，人们发现的是同样结果：比尔·盖茨排在首位。为了解开“谜团”，相关机构进行了跟踪调研。盖茨之所以成为“案例王”和“偶像王”，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盖茨是世界首富，是标准的美国式英雄；第二，盖茨的经历与众不同，大学没读完就辞学创业，并且一举成名；第三，盖茨经常给年轻人忠告，是一代楷模；第四，盖茨的成功具有持久性。令人羡慕。     

论剽窃

视剽窃为一种欺诈，因此它使剽窃作品的读者或其他受众对剽窃作品产生信赖一一剽窃依存于这一信赖的创生。这样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在剽窃性复制与非剽窃性复制之间作出区分。它也有助于我们评估不同形式的剽窃的严重性，因此不有助于我们设计出处罚的适当分级标准，尽管剽窃者所引发的信赖的程度和特征并非评判他的罪过严重性的唯一因素。他的心理状态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侦破可能性，后者最终也与心理状态有关。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有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底层逻辑和过程入手,对人工智能创作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在文字、艺术和音频类作品中,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输入和机器学习的过程进行创作,其中数据输入阶段的数据挖掘是合理使用,机器学习阶段是与人类作者共同创作,而生成内容阶段具有思想表现形式和人格主义要素,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创作过程和独创性要素,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图像、原画和音频等艺术类作品具备独创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作品”并受著作权法保护。在著作权归属问题上,建议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或所有者,而非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