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时代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数字化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在机械复制、机械播放以及影印复制技术出现以后,权利人为了克服版权个人管理模式的缺陷而创设的一种权利管理模式。在整个印刷版权时代,传统集体管理模式的优越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数字化技术与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作品被利用的机会大为增加,同时对作品的利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使得权利人无法有效管理权利的情况更加突出:其一,数字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作品利用的个人化和去中间化,使得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维权功能下降;其二,大量非会员权利人的存在和作品使用信息的急剧增加,极大地限制了传统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功能的发挥;其三,著作权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有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人工智能创作作品的底层逻辑和过程入手,对人工智能创作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在文字、艺术和音频类作品中,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输入和机器学习的过程进行创作,其中数据输入阶段的数据挖掘是合理使用,机器学习阶段是与人类作者共同创作,而生成内容阶段具有思想表现形式和人格主义要素,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创作过程和独创性要素,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图像、原画和音频等艺术类作品具备独创性,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作品”并受著作权法保护。在著作权归属问题上,建议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于使用者或所有者,而非设计者。     

对赛博朋克的批判性考察——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立场

赛博朋克作为当今技术狂想的代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当代思考与未来幻想。赛博朋克文化是在控制理论、系统理论及信息理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从生产到消费循环的四个环节相对应,赛博朋克社会同样以四个环节维系其“统治”：将劳动者去生产化而否定劳动价值;推动劳动者进行义体改造;促使中下层人民增强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崇拜;通过收编大众文化确保文化同质性来统一标准价值。赛博朋克世界存在着深刻的生存危机：高科技、低生活的社会矛盾;围绕经济公司、黑客与人工智能开展的社会斗争;充满暴力犯罪和反乌托邦氛围的社会环境等。在赛博朋克世界里,人与智能科技地位颠倒,商品价格取代社会贡献成为衡量生产劳动价值尺度,资本主义与科技高度融合应用,这些问题的彰显对当今我们如何面对科技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值得引起人们深入思考。     

技术发展与法律变迁中的复制权

现代版权法是复制技术发展的产物,复制权也因此成为版权人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权利,但复制权的效力范围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发展不断调整变化,借以维护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一部技术发展史也是版权人所享有的复制权不断扩张的历史。在数字网络环境下,人们对复制权的效力范围却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复制”版权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复制权为基础构筑的传统版权体系有其技术基础和法律条件,在数字网络环境下,这些基础似已不复存在,版权保护所追求的利益平衡自然也就难以通过对复制权效力范围的再度调整而得以实现。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复制”版权模式重新进行审视。     

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与复制权

复制权是著作权人最基本的权利。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无论是开展数字资源建设,还是提供数字化服务,都离不开复制。复制权也是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涉及到的著作权问题最多的一种权利。因此,需要对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做具体分析,明确什么样的复制是合理使用,什么样的复制是侵权。这样,才能保证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贵州民族语底层地名命名和语用变易的成因

地名学研究发端于地名志的编纂，过去普遍注重具体个案的详尽描述记录，缺乏历时纵向上对变易情况的考察和共时系统内的横向异同比较，本文正是将地名置于历时和共时的交叉视点、从地名与文化的关系上来考察贵州民族语底层地名命名和语用变易的成因。     

特殊齿钥匙上复制痕迹的探讨

该文介绍了特殊齿钥匙的牙花形态被复制形成的痕迹特征及检验要点。     

重庆打黑经验可以复制吗

震惊全国的重庆“打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重庆是全国黑恶势力最重的重灾区。然而在2009年，重庆的打黑成果却最为引人注目。     

卡拉OK版权收费遭遇尴尬

昆明作为全国 KTV 收费的"急先锋",一年来除了展示力度,也显现了尴尬 4月7日,昆明两家著名 KTV 企业:好乐迪、山石玖度吧接到云南省版权局关于涉嫌侵犯著作权的处罚通知,这也是国内的 KTV 企业首次遭到行政处罚。而此时距离同样发生在昆明的全国首例非法复制音乐和音乐电视作品案仅过了两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