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合理性考量:权利VS制度

传统版权理论采用的洛克劳动学说、黑格尔人格理论等既有理论,仅局限于对事实占有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论述,只能解读狭义的权利合理性,并未触及财产权利取得的真正实质依据,无法为权利的边界提供有力的解释,更无法对制度之正当性予以证成.社会契约论尤其是三人社会理论,将版权重置于宏观社会之中,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理应成为版权制度构建的合理性基础.     

2014年《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评析

2014年12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正式批准了新版《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这是俄罗斯自独立以来颁布的第四部军事学说。与前版军事学说相比,在威胁判断、军事政策和军事力量使用上有新变化,对俄罗斯联邦遏制和防止军事冲突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并且首次使用了"非核遏制"概念,更加凸显了俄罗斯军事安全政策趋于积极、主动和灵活的特点。     

依法治国的理论取向与国际方位——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肖枫

<正>记者:肖主任,您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议题,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您能否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谈谈依法治国的理论意义?肖枫: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不断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它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又获得了新的重大发展。这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真正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的土地上培育和创造新文化的历程.这一时期毛泽东文化实践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宣传,教育和动员工人,启蒙和组织农民,维护以新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建党初期工人运动的高涨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这在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实践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的成功探索.     

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为追求特定的目的,跨国公司常常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等方式实现不同法域间的跨境迁移。跨国公司跨境迁移不仅可能导致公司自身国籍和属人法的改变,还可能对一国经济和法律秩序构成挑战。因此,我国应当对现行冲突法规则所采用的标准加以明确,同时也应当对可能适用跨国公司跨境迁移的实体性规则加以改进,从而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维护我国正常的经济法律秩序。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传播——以李大钊为例

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启发了民众的革命觉悟,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魅力,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南陈北李”是如何建党的?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南陈北李"之并称,彰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两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乐亭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两人一南一北,交流往来,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纲领、组织筹备等问题,最终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历史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洞察解决影响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宣告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公开宣布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广泛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启发无产阶级,提出建立广泛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以自身革命实践忠实践行《共产党宣言》精神。     

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对外工作历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好与他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交往的关系.未来党的对外工作需要汲取上述历史经验,处理好五大关系,尤其要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同时,充分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既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又坚持价值引领,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