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三:2021年十大检察业务亮点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冲波逆折更显壮丽。回首来时路,2021年极不平凡。一年里,留下了许多特殊而重要的印记。在建党百年、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党中央在历史上首次专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提出更高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检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2020年5月,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就是要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铁肩担道义 忠心铸法魂

我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古称“上党”的长治市,步入梦寐以求的法治殿堂--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以来,我怀抱着对法律的虔诚之心,秉持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信仰,与违法犯罪活动斗争到底,为平安中国建设而努力。     

事务主义既官僚又形式

日前召开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工作的主要任务,其中包括:要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的堤坝,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党的十八大以来,整治“四风”成效卓著,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四风”问题仍时不时冒出头来招摇,特别是一种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危害不可小觑,必须加以根治。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

在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东亚地区局势变化、日本拓展海外市场的诉求增强、"一带一路"先期成果显著的情况下,2017年春季以来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势头,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变化。中日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对接合作的氛围升温,开始进入务实性探讨和初步合作阶段。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中日双方签署了五十多项有关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金融、物流、能源环保、产业升级、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将逐步开展合作。今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过程中,将面临一些挑战,如美国因素干扰、中日关系不稳固、中日制度性差异、第三方市场不确定性、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等,需要中日两国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和阻力,促进中日关系良性运行,在合作中求同存异,携手共促本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协同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

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犹如企业发展的"两翼",是企业增加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正确认识两者的内在联系,推进两者协调发展,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要优化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的宏观环境、扎实推进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品牌战略、根据不同规模选择"技术—品牌"协同模式,推进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协同发展。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

进入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党建的新要求、新举措。文章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五方面出发,探索提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从而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凝聚力、组织力、吸引力和执行力,促进高校基层党组织成为党领导高校的坚实基础。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