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

两江新区瞄准建设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城市样板,统筹推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建设,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两江新区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门户和重庆智慧之城,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高品质生活示范区,努力在重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勇挑重担、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着力“四个开放” 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围绕这一目标,重庆提出四个开放发展路径,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数据开放,畅通信息流。一是完善数据开放法律法规。在原有《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数据的开放范围与标准,数据数量与质量两手抓。完善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确保数据开放安全性。清晰界定政府数据开放权限职责及法律责任,合理设置有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及义务。二是重视数据的创新与运用。     

以法治营商环境护航北京自贸区

2020年9月,广受关注的《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公布,北京将着力建设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努力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双提升。这一创新型、前沿性的发展方向对北京自贸区提出了高要求,如何破局、回应中央的殷切希望,成了摆在自贸区面前的一道题。     

境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对广东的启示

数字政府建设是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号召的具体行动,旨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实证调查和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广东数字政府建设在取得许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的不足,而境内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恰恰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经验,并带给广东数字政府建设重要启示: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组织保障,夯实数据开放共享基础,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法制工作,健全政企合建方式.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浅谈导学教师如何适应开放教育教学模式改革

远程开放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其核心任务是探索网络环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与学的模式。即由传统教育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以“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指导思想,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本文围绕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教学模式改革的要求,结合笔者自身在教学模式改革过程的探索与尝试。阐述了教学模式改革对导学教师的要求。     

刍议开放经济的特点与企业的发展

开放经济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表现 ,开放经济具有资本国际流动、知识与信息国际流动、人才资源国际流动、物流国际化和企业风险国际化的特点 ,这些特点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恰当把握这些特点有助于企业的发展。     

舆论误会司法,用信息开放化解

正"富商抱陌生女子跳水致其溺亡,赔偿386万元获缓刑"的新闻再次激发公众的仇富心态、仇官心态以及对司法不公的埋怨,媒体将此事定性为"花钱买刑"、"草菅人命"。但报道中却缺乏案件更深的细节,评论的全面客观性遭质疑。     

走向金融深化与金融包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法的使命自觉与制度回应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开放和民生两个面向明确了金融改革的整体规划,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法学研究须及时回应改革诉求,在金融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完成政策法律化、原则规则化并进一步拓展和更新金融法理论,通过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实现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从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