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问责制并非简单的“引咎辞职”

免职，在制度上是免去现任领导职务，原因可以是年龄到期，也可以是任职到期，或者考核不合格。而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如果引咎辞职的申请被批准，其结果往往是免职。根据相关规定，被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让“引咎辞职”不再是官场风险秀

近日中共中央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其中规定，党政干部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突击提拔干部追责主要领导，干部受处分须查其任用过程。此外，与该办法配套衔接的还有另外三个试行办法，“共同构成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     

“引咎辞职”本土化之路径选择

构建高效、服务、法治的责任政府是世界行政改革共同追求的目标，委托代理理论为引咎辞职制度的发展找到了理论契合点对于我国来说，其具体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应使行政性引咎辞职向程序性引咎辞职转化；完善绩效考评和追踪保障制度。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论引咎辞职行为的伦理价值

引咎辞职制虽然是一种行政制度、政治制度,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伦理,是一种道德自律行为,其行为过程、实质、目的和结果蕴含并体现了民主性、公正性、服务性和效率性等伦理价值。这几种伦理价值体现了权力与利益复杂关系在引咎辞职行为中的价值诉求,是由引咎辞职行为的公共性决定的。     

韩国为何没人愿意当总理

去年7月29日．韩国国务总理郑云灿为执政党在地方选举败选而引咎辞职。痛定思痛,总统李明博接受郑云灿辞呈,决定调换国务总理及9名部长．提名了新的候选人金台镐。     

“引咎辞职”：中国走向干部“问责制”

从中央批准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辞职．再到日前披露的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分别引咎辞职．近段时间．官员“引咎辞职”成了见报率较高的字眼。之所以被强烈关注．不是因为去职的是高官，而是因为高官去职所采取的“引咎辞职”方式。“引咎辞职”折射出我国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正发生质的突破．它带给我们的思索也是无限的。     

引咎辞职的责任性质分析及其制度完善

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的责任性质以及引咎辞职的法律化,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官员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

近段时间，一批官员因严重失职酿成重大责任事故而被问责。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辞职，到三鹿奶粉事件导致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等一批官员相继被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阳宗海污染事件中玉溪副市长被令引咎辞职，让我们看到失职问责已经成为监督百官的利器。     

关于引咎辞职的一点思考

引咎辞职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必然要面对的现实要求 ,有效制定和积极推行引咎辞职制度 ,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本文就其利弊略作探讨 ,并对如何落实应处理好的关系进行分析 ,旨在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