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话语中的引咎辞职:一种现实困境的分析

引咎辞职是行政问责制度中专门针对行政官员,并使其承担领导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责任追究方式,其压力主要来自公众社会的舆论谴责以及官员个人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认识。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异化与泛化、程序性的缺失以及后续管理的缺位等若干观念上和现实中的困境,克服和摆脱上述困境,构建完整、长效的制度支撑体系,将成为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建设与完善过程的突破点。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曹国去职事件折射韩国政坛斗争常态

2019年10月14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亲信曹国在法务部长任上的第35天便仓皇去职。起因是曹国在正式担任法务部长之前,就被爆出和妻女一道涉嫌丑闻。但曹国引咎辞职事件绝非一句官场净化便可敷衍,其本质上反映出韩国政坛左翼与右翼党派、进步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搏杀格局。通过大致梳理韩国政治史与发展史,能更深刻地理解此事件。     

以色列摩萨德新任领导人塔米尔·帕尔多

2010年1月20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迪拜五星级酒店布斯坦罗塔娜遭摩萨德暗杀。此次暗杀行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也把摩萨德推到了风口浪尖,执掌摩萨德达八年之久的梅尔·达甘（Meir Dagan）不得不引咎辞职。     

在格子间起舞的野田首相

野田派的花齐会在党内属于小势力,加上反小泽立场最强烈的前原派和营派,也还不如小泽派一家人多。而旧社会党、旧民社系政策主张偏左,与偏右的野田首相免不了政见分歧。如何处理各派关系将决定野田政权的党内基础。     

也谈贪官的“建议”

据报道,深圳市在即将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审议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草案)》中规定,单位主要负责人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应当引咎辞职。这在国内尚属开河之举。可以断言,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多次严重违纪违法,造成恶劣影响,至少可以肯定,单位“一把手”失察、失管乃至失职甚至渎职。少数班子成员或者下属,凭借单位的某种“特权”或者“影响”,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甚至横行乡里、鱼…     

国外如何培育“不想腐”的社会氛围

<正>形成打击腐败的高压态势和完善反腐制度及监管体系只是反腐之标,建设积极的廉政文化才是反腐之本。许多廉洁度高的国家,不仅着力构建严密的防范、严实的监督和严肃的惩戒制度,还着力培育不想腐的社会氛围。总体看,清廉度高的国家普遍具有社会风气正、法制教育早、薪酬福利好、贪腐成本高等四方面特征。一、大力加强理想信念、伦理公德和政治风气教育,形成讲奉献、知廉耻、重诚信、守规则的社会风气,     

财经资讯盘点

1阿里巴巴的欺诈门2月21日,阿里巴巴B2B公司宣布,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引咎辞职。原因在于,2010年公司有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近百名阿里巴巴销售     

“引咎辞职”制度化的意义与误区

当前,"引咎辞职"已经成为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虽然引咎辞职制度的"本土化"发展尚存在一定偏差与误区,然而,从另一个侧面,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有助于改变权力定位,增强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有利于人事考核科学化,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更有助于塑造良好政府形象,推动建立"以人为本"的责任政府.中国需要"引咎辞职",引咎辞职制度是政治文化和行政伦理的飞跃.     

“引咎辞职”好

据报道,去年年底,江苏省泗洪县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在解决不称职干部如何下的问题上,作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规定实行以来,全县已有17名乡科级领导干部因自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动辞去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其中乡科级正职4名、副职13名。这一消息令人欣喜。这标志着干部不再是终身的职业,在任期内不干出点成绩来,饭碗就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