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中的“或引渡或移管”原则论

“或引渡或移管”原则是“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修正和发展,有着特定的产生背景和具体内涵,可以恰当地弥补“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在当今国际社会刑事司法合作向纵深一体化推进的趋势下,“或引渡或移管”原则的价值意义将日益凸显,有望成为寻求有效的预防和惩处国际犯罪、跨国犯罪的新机制和新理论     

职务犯罪跨国追逃中的逮捕证问题研究

从目前跨国追逃的实践来看,一国犯罪嫌疑人潜逃国外,请求国欲将其引渡回国进行调查起诉,一般需要向被请求国提供被引渡人的逮捕证。在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中只有在监察机关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才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那么如果犯罪嫌疑人已逃往国外,案件还未移交给检察机关,则无法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签发逮捕证。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于,我国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不属于刑事诉讼,在职务犯罪的调查阶段不能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针对跨国追逃中逮捕证存在困境的问题,我们可以在相关法律中增加专门的"引渡逮捕"条款,或者先签发逮捕证,外逃人员被引渡回国后再由监察机关进行补充调查。     

再论本国国民不引渡——从湄公河案对泰国军人的引渡谈起

湄公河惨案中泰国政府以"本国国民不引渡"为由,拒绝将涉案的9名泰国籍缉毒军人引渡到中国,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无法介入对9名泰国籍军人的刑事追诉、审判量刑、以及刑罚执行等,从而无法将他们绳之以法。湄公河案暴露出本国国民不引渡的某些弊端。因此适当放宽对本国国民引渡的限制,在个案引渡合作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不仅有助于打击本国国民在境外的犯罪,同时有利于维护国家间的友好和信任关系。     

引渡条约

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是:(1)罪犯本人所属国;(2)犯罪行为发生地所在国;(3)受害国。引渡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自由决定的事。按国际法规定,国家并无引渡罪犯的义务。但如果国家间有条约规定,应履行条约义务。如无条约规定,是否向他国引渡,则完全由被请求国自行决定。如果发生几个国家同     

论引渡制度中特定规则的适用性——以美国为例

特定规则是否具备国际习惯法属性是国际引渡制度中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的司法实践表明,特定规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规则,它不是刑事指控引渡案件的有效解决途径,也不能有效地保护引渡国家或刑事被告的根本利益,美国法院不需要、也不应该将特定规则适用于任何非条约为基础的引渡。     

浅论贪官引渡问题

近年来,大批的贪官携巨款外逃,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还阻碍了我国刑事执法的进程。如何将这些逍遥法外者引渡回国进行审判制裁便是当下我国司法协助的一大难题,其主要制约的瓶颈有:引渡条约的缺位、死刑问题、政治犯不引渡及赃款难追回等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应当从扩展与外国的双边引渡条约关系、采取措施克服死刑问题的阻碍等方面寻求有效的解决途。本文从瓶颈与出路两方面探讨我国政府解决贪官引渡问题的一丝展望。     

国际追逃攻坚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一年,中国反腐大步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外追逃追贪追赃行动——从发起全球追赃追逃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到完成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到中方主导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在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再到推动核准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追逃的力度空前,前所未有。据统计,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截至12月底,"猎狐2014"行动已从     

追逃追赃 反腐败走向纵深的逻辑选择

2014年雷厉风行、声势浩大的追逃追赃绝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保持高压态势的自然延伸,体现出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步步为营,同时显示中央在反腐败方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2014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国际会议和出国访问的机会,与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总理会谈时,每次都提出双方在打击腐败、执法交流、追逃追赃等方面加强合作。去年11月9日,在与加拿大总理哈珀会谈时明确     

论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由“袁宏伟案”说起

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主要是指跨国绑架和跨国诱骗。这类措施的采用虽然可以绕过引渡合作的法律障碍从境外将被通缉人员捉拿归案,但却可能有损相关国家的法制或主权、侵犯相关当事人的人权,因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有争议的。美国设圈套将中国公民袁宏伟诱骗到英国实行拘捕并启动引渡程序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公民因脱离中国法律的保护而丧失了基本的自由权,同时也是在有意规避中国法律的强制性的禁止规范,并对中国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造成了干扰,是对中美司法合作关系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