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基于“信赖说”的批判与反思

采用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说、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说等学说来解读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法益均存在理论破绽。对受贿罪的法益解读应着眼于国民对公权力平等对待的信赖。受贿罪的不法本质在于：破坏国民对公权力被贿赂侵蚀时仍会平等对待国民的信赖感。保障公权力和国民的沟通,保证公权力平等地服务于国民,是信赖说的深意所在。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内涵要与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变迁相适应。信赖说引入国民视角,符合政治沟通的理念,能消解上述学说之间的冲突,更能反映时代内涵,因而存在巨大理论优势,值得提倡。     

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影响因素解析

本文基于DEA方法的分析结论,以全部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和新兴商业银行的一般性、获利性和资本适足性技术效率值为因变量,固定资产净值、存款、利息支出等为自变量,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因素分析,明确固定资产净值、存款、利息支出等一系列投入产出变量对银行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并提出了提高银行技术效率的建议。     

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有关问题的立法建议

食品召回制度是消除缺陷食品危害风险的制度。实施食品召回制度的目的是要及时收回缺陷食品,避免进入流通领域的缺陷食品损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或扩大,维护消费者利益。采用比较法的方法,通过比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我国上海缺陷食品召回的有关规定,就建立我国食品召回制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提出立法建议。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再探究

在一定范围内,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对于界定犯罪和解释相关刑事责任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其在概念解释方面不够严谨,而且在某些方面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务相脱离,同时在思维模式方面也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因此,应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谨慎适用。     

关于上海人大工作与时俱进若干问题的研究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的要求,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就新形势下上海人大工作如何与时俱进这一重要问题,组织课题组开展专题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一、关于地方立法工作(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地方重大改革事务于法有据。跟踪由中央何关重大改革决策制定或修改的国家法律出台情况,及时制定实施性地方法规;积极运用创制性立法,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转化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积极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并为改革发展留下创新空     

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基本策略

当前人类文明正在面临着来自网络虚拟化的重大挑战与转型,元宇宙作为网络虚拟化进程的最终形态,成为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性节点。元宇宙的可能未来所面临的治理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元宇宙的形成与发展,人类未来发展的状况将取决于预先政策引导也就是治理导向。尤其是在元宇宙的可能未来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形成了一个“复合系统”。“复合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为解决元宇宙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治理危机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途径。为更好地提升对“复合系统”治理的有效性,本文重新审视虚拟与现实这个“复合系统”的相互作用,系统分析“复合系统”转型性变化,揭示出元宇宙时代“复合系统”的反应状态与治理趋势,并提出“复合系统”治理的有效战略。在分析“复合系统”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复合系统”有效治理的关键措施：通过提升“反应性”、“增强适应能力”、应对不确定性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治理危机,实现元宇宙可能未来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目标。     

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与健全--兼谈工会组织的维权途径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机制上存在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工会作为集体劳动权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应该作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性选择.     

公安新闻语篇中的介入资源分析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语言并不像以往语言学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传播媒介,而更可能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过程的介入力量。所以,如何利用介入资源协调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对树立公安机关“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至关重要。     

教育和人的关系的再审视:一个哲学的视角

教育和人之间本质的始源性关系,在现代工业体制、市场逻辑和社会分工的浸染下,其澄明状态遭到了历史性遮蔽,表现出了明显的外在化、功利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双重不和谐.而要克服这种局面,就应该在哲学的视野中对教育和人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使教育历史性地回归于人.     

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依归的"弱有所扶"、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时代要求,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制度安排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与价值基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的权利地位、改变农民主体的弱势地位、维护农民主体的职业地位等基本价值定位;必须切实实现保护农民政治民主权利、土地经营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的价值承诺。惟此,才能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的均等化,从而真正达到对农民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