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中文化增值的内涵、目标、变量和策略

文化增值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文化话语权、促进我国文化贸易的顺畅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增值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理想效果,具有相应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值得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实现文化增值,首先是要对影响文化增值的各类变量进行充分研究和分析,在平衡各类变量的特征和作用机制基础上,综合各类变量最大效用发挥的影响因素,以期在各类变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文化增值、提高文化效能。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衍生作品人物角色的版权化保护问题研究

学界对于人物角色的保护提出了可识别性标准、独创性标准、场景原则标准三种保护标准,但多重理论保护标准与司法规则衔接错位、实践中人物角色版权利益归属存在争议等问题都指向一个综合衔接的人物角色可版权保护标准的构建与适用。对此,应构建一个主观上“可识别性标准+独创性标准”先行,客观上“场景原则”进行辅助判定的组合模式来对人物角色乃至作品的版权进行保护。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

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制度,必将推进认罪认罚适用的广度与深度。“明智性”是认罪认罚的重要构成要素,是被追诉人基于理智思考后的作出的利己决定,“明智性”具有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提高司法效率等功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性质、证据构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影响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明智性”的实现。通过加强尊重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释法说理、认知矫正、证据开示、合理抗诉等工作,有利于提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认罪认罚明智性,推进此类案件认罪认罚的广泛适用。     

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促进线上消费有利于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基于此,借助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支出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家庭的线上消费支出,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增加了家庭的金融可得性、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从而提高了家庭的线上消费支出。     

以偏好显示与聚合框架化解价值冲突：基于“老楼加梯”案例的QCA研究

新时期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老楼加梯”因价值冲突在全国推进困难,其本质是多元利益群体在加梯过程中异质、多变的偏好难以显示与聚合。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思想,构建偏好显示与聚合框架,借助46个案例进行清晰集质性比较分析(CS-QCA),探索影响“老楼加梯”成败的7个条件变量及其组合作用：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需求调研和议事磋商,充分条件是部门牵头和方案创新,与能人斡旋和政策指引也有很强关联。“老楼加梯”成功有部门驱动型、能人驱动型、携手驱动型3种类型和6条路径可供选择。由此可以设计需求显示和聚合方案,包括4条表达渠道和4项需求调研、部门回应性牵头服务、部门主导三方全程议事磋商、技术和筹资创新工具箱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思考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考察二者相结合可从三个方面思考：何以必需、何以可能和何以实现。何以必需和何以可能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如何进一步实现二者相结合则是思考的重点。本文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时,要不断推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反对“以马代儒”和“以儒代马”等错误倾向。     

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对未成年犯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及其干预策略

研究设计了未成年犯基本情况自评和他评问卷,并采用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创伤后成长量表进行统一施测,得到有效问卷115份。结果发现：刑期5年以上的未成年犯,其目的性反刍高于5年以下者,目的性反刍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侵入性反刍负向影响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及对生活欣赏的维度;相对于主客观社会支持,支持的利用度对未成年犯创伤后成长的人际关系维度影响显著;此外,未成年犯的司法处遇可能是未成年犯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议运用“问题管理+”的方式加强心理疏导,优化未成年犯的司法处遇,健全社会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