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

为了解决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我国需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不需要重复规定精神疾病的医学诊断标准,但需要确立一个能使现行医学诊断标准和治疗护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的正当程序。对于己实施危     

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对党的重大问题决定文件中“行政强制措施”的剖析

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提出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这里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仅限于行政强制法的范围,而应该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适用于行政强制法的,还应该包括一些特殊情形以及与行政强制措施较为相似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等。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各异的检察监督方式,以完善的制度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行政强制与执行赔偿司法审查的焦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称行政强制法)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创制与施行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行政强制法是一部旨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     

浅议交通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法》已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生效,是我国行政法治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我国行政法领域法规规章数目繁多,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条文数目更是庞大,怎样协调法规规章与《行政强制法》,是以后相关法律整理的一个最要工作之一.从交通管理领域的法规规章入手,厘清交通管理领域的行政强制措施,将有关的行政强制手段分类整理,通过法律位阶的分析方法,发现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并努力提出解决方案.     

强制拆迁冲突事件:根源与防范——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强制拆迁冲突事件不时发生,加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此类冲突事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于我国相关制度改革未切中要害。因为制度的不完善仅是强制拆迁冲突事件发生的表面原因,其根源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价值取向的矛盾,表现在对于补偿标准心理预期的不同,因此导致交易成本极高而阻碍谈判的成功。强制拆迁冲突事件不仅反映了我国现有制度与现实的冲突,也反映了多方博弈中的价值冲突,要防范此类事件,也应当从制度和价值两个方面入手。     

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精液治妇科病”案下强奸罪问题研究

传统上将强奸罪定性为采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此罪认定的关键在于对行为的性质和因果关系的判断。从因果关系看,妇女体内有精液与强行性交行为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不能因此推导出发生了强行性交行为,只能说明男子使用了其他违背妇女意志的方法使精液进入了妇女体内。在强奸罪客观行为的认定中,将"男子以非性交方式使精液进入妇女体内"的行为排除在了强奸行为之外,应当将其评价为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强奸罪与强制猥亵妇女罪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主观和客观方面存在明显的界分。     

美国传染病强制医疗制度及启示

美国Speaker案和Daniels案,揭示了为防治传染病而频繁使用的强制医疗控制措施,却屡次伤害和侵袭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现实。实体法必须对自由进行限制,但其正当性还应得到程序性规则之检视。两起事件暴露出美国传染病防治中出现的立法及法律实施问题,在强制医疗过程中完善保障患者权利的规则、明确法院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以提高审判智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猥亵儿童罪基本问题再研究北大核心

猥亵儿童罪是指故意对儿童以除奸淫幼女之外的方式进行性侵犯的行为。猥亵儿童罪不是倾向犯,刺激、满足性欲是根据社会性观念和儿童性禁忌的客观判断,而非行为人主观动机判断。猥亵儿童与奸淫幼女的危害程度相近,一般应定性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之"当众"应坚守"当着众人面"文义,不应过分扩张解释。刑法对猥亵儿童罪加重事由的规定脱离性侵儿童犯罪现实,应当完善,增加"多人或多次"和"情节恶劣"的加重事由。     

非强制:我国治安行政执法新取向北大核心

强制性治安行政执法时常会引发暴力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漠视民众期盼和参与,影响社会治安治理效果;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而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具有尊重民众的意思自治、弱化权力色彩、改善警民关系和调动民众参与的优势。选择非强制模式作为我国治安行政执法的新取向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呼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是当前立法精神的普遍要求。但我国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基本是空白的,需要在程序规则、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建构较为完善可行的非强制治安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规范,以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