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     

伊朗彩礼制度的起源、演变及特征

在伊朗,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项制度。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话语,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在以《伊朗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下,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保障性、追偿性和象征性等典型特征。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社会影响深远,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但近年来,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形势严峻,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上既出现了“彩礼制度的存与废”之争论,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彩礼与财务定罪法》之诉求。对此,伊朗政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总体看,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     

《民法典》“强制性规定”条款解释困境的出路——以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础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旨在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对这一条款的应用和解释都会遇到困境。实践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会陷入“以问答问”的循环。因而,对“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解释需要转换思路。不是以事先确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主要解决路径,而是在初步确定“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首先进行相对比较明晰的形式化判断。如果形式化判断不足以做出界定,则在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和权衡的案件中,引入动态规范体系,进行综合考量。回归“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综合考虑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成本、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国家调控与私自治之间的平衡等多重要素,得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宪法和基本权利既可以起到直接的效力依据的作用,也可以起到间接的、作为价值指引的作用。     

侦讯强制性的适度削弱机制研究

侦讯天然具有强制性,其产生机制包括行为和情境两个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基于人权保障和发现真实的需要,各国均在讯问行为和讯问情境上设置诸如沉默权、禁止非法讯问等强制性的削弱机制。我国侦讯强制性的削弱机制存在制度缺位和实效性差的问题,应立足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实践样态选择较为契合的削弱机制。长期来看,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是削弱侦讯强制性、实现侦讯法治化的治本之道。     

强制性发展:中印征地逻辑比较分析

论文讨论中印征地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中印采取怎样的征地制度,其大规模征地的内在驱动是什么,产生什么经济社会效应,又出现怎样的制度创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指向中印征地的内在逻辑——即一种强制性发展的政治动力导致了大规模的征地运动,这种运动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地府的创新大大缓解了征地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改变了强制性发展的形态。当然,作为在基本政治和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等有很大不同的两个国家,中印在这个基本逻辑下,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论文旨在提出一个强制性发展的概念,以为两国征地的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并为分析发展中大国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提供知识储备。     

试析斯考契波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概念,它表明国家重新进入政治研究的核心视野中。西达?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批判的基础上来进行构建的。其以现实主义、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视角,在宏观层面剖析出国家的强制性特征、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能力等要素,从而证明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斯考契波打破了传统国家研究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将国家作为自主实体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我国企业合规的刑事诉讼激励

目前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企业合规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向世界,还有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强制性措施在激励企业合规方面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程序分流都会对企业合规产生激励作用。有效的合规计划是刑事诉讼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激励企业合规的实体法压力不足,应当加大部分罚金刑力度、完善刑罚种类,为企业合规提供适当的压力。在企业合规的过程中要学习美国等先行国家的经验,同时,对于美国等先行国家出现的问题要尽早避免。     

比较法视域下的商事登记制度

商法是有关商或一系列商事行为的法律,商事登记是商主体为了取得商事交易活动资格、进行商事交易行为而向特定的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被相应的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商法中明确规定商主体在从事商事行为时应遵循商事登记制度,这对于保障交易顺利、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实际,对不同的商事登记制度规定进行差异化分析,从而找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优劣之所在,并借鉴国外商事登记制度中的优良之处,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加油站租赁经营中许可证照问题的探讨

石化销售企业与加油站相关权利人自愿签订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该租赁行为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租赁经营过程中承租方使用加油站相应证照的行为,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国家对租赁加油站的许可经营证照如何使用管理尚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此采取不同的使用管理方式,不应认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