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自由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

契约自由是近代私法走向进步的标志,而社会契约则是契约自由变迁发展的产物。两者关系体现了"能动的自然"到"被动的自然"的过程,同时也为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打开了契约自由与经济法强制性规范的关系之门。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0号《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已经2008年7月23日国务院第1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民事调解以自愿为核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不存在强制性内容。调解的强制性以强制调解为集中体现，既包括程序上的先行调解，也包括实体上的法官裁定调解内容。尽管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法院附设调解模式与大陆诉讼调解模式不同，但其先行调解的规定对大陆调解模式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应当承认调解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制性因素，从分析特定纠纷的性质以及诉讼存在的不便来看，应在我国大陆调解模式中设立强制调解。     

论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各国民法在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断然否定合同效力,所保护的法律利益往往不能抵消因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规则,明确法律条文对合同的效力的影响,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的依据。     

民事责任与义务的界分问题再思考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之通说不能妥当解释责任的强制性问题,而将义务与责任划分的界线确定在裁判文书生效时,方可将责任与强制性直接联系起来。裁判文书生效之前当事人所负担者均应定性为义务,对此还应当以义务违反时为界再划分为原本义务和后发义务。违反原本义务所直接产生的后果只是对其更不利益的后发义务,而尚非得被强制承担的责任,经生效司法裁判确定后方可谓之责任;违反原本义务者在经生效司法裁判确认之前仅是＂责任嫌疑人＂,之后才可谓之＂责任人＂。因此,民事责任应界定为：民事主体确定地违反民事义务或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得被强制承担的法律后果。     

党纪、政纪、法纪三者的区别是什么？

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回答：党纪、政纪、法纪是政党机关、军队、团体、企业成员和社会公民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它们统一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共同的特征是严肃性和自觉性,但它们又是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性质不同。     

民间金融：制度变迁中的表达与实践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制度之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其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形成有其内生性,即自然属性。因此,浅表像化的将其产生归结为正规金融体制缺陷所致,亦或大而概化将其发展进行肯定或否定,实有商榷之义。作为制度变迁中的新奇创新内生性产物,民间金融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新生经济现象简单表述,而是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状态,中国金融制度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路径选择表达,以及在此诉求表达之中,旨在营造适应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实践探索过程。     

听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经济学家张维迎去年力推的新作《市场的逻辑》开篇解释了什么是“市场的逻辑”,在他看来,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     

“不合规”规划许可合法性审查的检视与司法空间政策的形成

“不合规”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简约表达,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合规”规划许可是否合法的裁决并不一致。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把公法意义上对“不合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审查转化为私法意义上对居民是否获得侵权补偿的审查是不妥的,认定“有补偿则合法”实际进行了“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因而在公法层面上“不合规”则不合法的判断模式是成立的。为适度发挥司法空间政策形成功能,可确认经补偿之“不合规”许可违法而不予撤销,并制度性激活反向征收作为补救措施,为城市持续发展服务。     

侦查取证中强制询问证人探析

侦查取证中对证人的询问包括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询问证人应当以任意询问为原则,但在必要情况下也应当允许强制询问。强制询问证人的强制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后果上的强制。应当通过程序对强制询问的适用进行控制,包括主体、启动条件、时间、强制手段、律师在场、赋予证人申请救济的权利等方面。我国侦查取证中询问证人也应当区分任意询问与强制询问并明确强制询问证人的具体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