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经济学家张维迎去年力推的新作《市场的逻辑》开篇解释了什么是“市场的逻辑”,在他看来,如果你想活得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你不能使别人幸福,按照市场的逻辑,你是不可能幸福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行为的根本差异,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跟个人和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靠税收,税收有法定的强制性。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经济改革之后,     

“不合规”规划许可合法性审查的检视与司法空间政策的形成

“不合规”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简约表达,我国各地法院对于“不合规”规划许可是否合法的裁决并不一致。国家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把公法意义上对“不合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审查转化为私法意义上对居民是否获得侵权补偿的审查是不妥的,认定“有补偿则合法”实际进行了“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会产生负外部性效果,因而在公法层面上“不合规”则不合法的判断模式是成立的。为适度发挥司法空间政策形成功能,可确认经补偿之“不合规”许可违法而不予撤销,并制度性激活反向征收作为补救措施,为城市持续发展服务。     

伊朗彩礼制度的起源、演变及特征

在伊朗,彩礼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项制度。现代伊朗彩礼制度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的文化土壤,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进一步强化了伊朗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性别话语,且在西方法制的影响下使其制度化和体系化。在以《伊朗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规范下,伊朗彩礼制度呈现出强制性、保障性、追偿性和象征性等典型特征。彩礼制度对伊朗家庭、社会影响深远,它维护了穆斯林女性的权益,是一种对弱势处境下女性的保护措施。但近年来,在美国制裁下,伊朗经济形势严峻,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上既出现了“彩礼制度的存与废”之争论,也有一些民众提出修改《彩礼与财务定罪法》之诉求。对此,伊朗政府在尊重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对彩礼制度进行局部微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彩礼问题的负面影响,也促进了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总体看,伊朗彩礼制度的发展演变,既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官方相互调适的过程,也是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交流互动的过程,更是恪守传统与现代化改革平衡协调的过程。     

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对第三方原则的双重反思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     

《民法典》“强制性规定”条款解释困境的出路——以宪法基本权利保护为基础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的“强制性规定”条款旨在实现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平衡。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学理上,对这一条款的应用和解释都会遇到困境。实践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会陷入“以问答问”的循环。因而,对“强制性规定”条款的解释需要转换思路。不是以事先确定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主要解决路径,而是在初步确定“强制性规定”的基础上,首先进行相对比较明晰的形式化判断。如果形式化判断不足以做出界定,则在需要进行实质判断和权衡的案件中,引入动态规范体系,进行综合考量。回归“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综合考虑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成本、基本权利受保护的程度、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比例原则、国家调控与私自治之间的平衡等多重要素,得出相关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宪法和基本权利既可以起到直接的效力依据的作用,也可以起到间接的、作为价值指引的作用。     

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分析

小产权房是在我国土地城乡二元制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于小产权房的明文规定,只能根据现有法律进行逻辑推理。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就看其本身是否满足合同生效的三个要件。笔者认为,小产权房买卖合同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基于意思自治处分财产的行为,满足有效的三要件,应当被认定为有效合同。     

浅析我国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民法在维持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中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民法属于自治法的范围,但它也具有某些强制性规范。在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研究方面,我国民法的强制性规范存在较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民法强制性规范的类型划分、概念界定、司法识别及适用解释等基本问题。在我国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强制干预的新原因可谓无穷无尽。为了解决民法强制性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要科学地配置民法强制性规范,确保民法的可操作性以及合理性,才能够使得编纂的民法典具有实用性、科学性,使得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强制性发展:中印征地逻辑比较分析

论文讨论中印征地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中印采取怎样的征地制度,其大规模征地的内在驱动是什么,产生什么经济社会效应,又出现怎样的制度创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指向中印征地的内在逻辑——即一种强制性发展的政治动力导致了大规模的征地运动,这种运动支持了经济的增长,又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地府的创新大大缓解了征地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改变了强制性发展的形态。当然,作为在基本政治和土地制度、社会经济环境等有很大不同的两个国家,中印在这个基本逻辑下,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论文旨在提出一个强制性发展的概念,以为两国征地的政治经济分析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并为分析发展中大国在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提供知识储备。     

侦讯强制性的适度削弱机制研究

侦讯天然具有强制性,其产生机制包括行为和情境两个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基于人权保障和发现真实的需要,各国均在讯问行为和讯问情境上设置诸如沉默权、禁止非法讯问等强制性的削弱机制。我国侦讯强制性的削弱机制存在制度缺位和实效性差的问题,应立足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实践样态选择较为契合的削弱机制。长期来看,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是削弱侦讯强制性、实现侦讯法治化的治本之道。     

2.5模式休假权焦虑

两天半,怎么休假?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越来越多的人.最近,河北、江西、重庆等地相继出台了意见,明确鼓励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休假模式.消息即出,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是因为明确规定了周末休假模式,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周五下午开启短途旅行了;愁,是因为规定仅是“鼓励”,前提要遵循国家法律规定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可见,2.5天休假模式是一种鼓励性引导,并非强制性要求,需要因时因地执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