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

进入强制医疗程序视野的都是涉嫌暴力犯罪的被追诉人,所以存在刑事追诉与强制医疗程序衔接的问题。对于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人,在审理方式和法律帮助方面,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建议设置不同类型的治疗措施,可以在妥善安置疑似精神病人的同时,加大强制医疗程序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力度;增加鉴定意见的内容,以便提前异议。     

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思 考简

基于海事法律关系跨国性、流动性的特点,海事诉讼中极易出现国际平行诉讼的情形。对此,学界有观点提出应当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禁诉令制度,以解决我国海事诉讼中的国际平行诉讼冲突问题。但实践中禁诉令的使用却可能面临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受限严重的问题。因此,可考虑先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的海事强制令制度暂行禁诉令的功能,从而循序渐进地开展在我国海事诉讼中引入禁诉令制度的尝试。     

从“郭某华强制医疗案”谈强制医疗程序之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强制医疗作为特殊程序之一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提供了明确的程序规定,但在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在行为事实本身的认定、各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转化及执行和监督等环节,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从笔者办理的辖区首例强制医疗案件入手,对在该程序运行中出现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提出意见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运作中的问题与完善——以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为视角

我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性质上属于刑事司法程序,兼具治疗精神病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奉行入院中心主义。强制医疗在司法运作中仍存在启动程序不规范、适用标准不明确、检察监督不到位、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执行程序的监督,实现强制医疗公正、效率、安全和人道的制度价值。     

大国周边战略比较：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比较分析

对每个大国来说,周边地区在其国际战略布局中都具有特殊重要性。大国普遍投入较大资源来经营周边,但其周边战略呈现不同模式,其周边战略的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对大国周边战略进行比较分析时,面临备选案例数量有限,大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周边战略实施时间长短不同等方面的制约。为增强大国周边战略案例的可比性,从较少的案例中获得较多启发,本文选取三个案例,分别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20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战略,从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格局、大国处理周边关系时对强制手段的使用、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周边战略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周边战略模式,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产生不同的战略效果。对大国周边战略的对比分析,有助于为中国周边战略提供借鉴。     

分层土地利用中的强制地役权研究

在土地分层利用的情形中,现有民法体系中由“法定相邻关系”与“意定地役权”组合而成的“双轨制”呈现出局限性。既有解决思路无法为调整分层土地利用中的利益关系提供充分的制度方案。解决问题的进路是：基于公序良俗原则,类推适用强制缔约制度,设立强制地役权。强制地役权在分层土地利用中有充分的适用空间,可与民法体系相融合。基于原则冲突理论,在“土地合理利用原则”与“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之间,应优先适用“土地合理利用原则”,并以裁判强制缔结地役权合同为原则具体化后的规则。强制地役权合同内容应符合分层土地利用规划、建设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强制地役权合同定价由第三方评估机构以专业评估方法加以确定,并通过程序控制克服评估方法的不足。     

强制与克制：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中的对冲逻辑

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兼有战略强制和战略克制的成分,存在一种对冲逻辑。这种逻辑是基于其对于“台海现状”和被台湾当局“牵连”的双重认知。根据强制和克制的概念以及上述双重认知,可以构建对冲逻辑分析框架来解释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对冲逻辑可细分为四种类型,结合对应的四种情况进行推理分析后发现,拜登政府在台海的对冲逻辑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一逻辑服务于美国对华遏制的大战略,可能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巨大风险。     

强制、互惠与乡风文明的养成机制——基于文村红白理事会的实践考察

基层群众组织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组织载体。剖析文村红白理事会的移风易俗实践发现,强制与互惠是助推乡风文明实践养成的重要方式。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面临着村规民约与乡土观念、个人自由相抵牾的矛盾,引发合法性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红白理事会借助说服、不合作策略、剥夺村民福利等强制手段贯彻村规民约,接着以提供服务、减轻经济负担、缓解养老难题等治理绩效获取实践认同。治理效能的互惠性促使基层政府、红白理事会和农民之间形成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为移风易俗提供强大驱动力。因此,乡风文明仰赖于党和国家引导基层群众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国家建构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实质秩序。     

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而是道义补偿责任。该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受到“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其责任限制又主要通过抗辩举证、数额确定及责任分担来实现。另外,建议将该道义补偿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范畴,并由法定责任主体通过物业费代为征收的方式予以缴纳。     

电力直接交易背景下《民法典》供用电合同制度新解

与传统供电模式有别,电力直接交易模式下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电网企业只是配电主体,不再参与电力买卖。《民法典》仍沿用供电人的称谓,在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时,供电人对应于配电主体。在传统的供电模式下,供用电合同本质上为特殊的买卖,但在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的用户向不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的情形,完整的电力买卖被拆分成售电和配电两个环节,供用电合同调整配电关系,体现出服务合同的属性。无论表现为买卖还是服务,供用电合同均系继续性合同。供电人有强制缔约义务,在供电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约时,用电人有权要求供电人作出订约的意思表示并要求给付本身。当用电人逾期支付电费和违约金且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时,供电人在履行通知义务后可中止供电,中止供电并非解除合同,而是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