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件中被害人翻证的应对

[基本案情]2010年7月30日早上8点,新郑市22岁的女子唐某来到新郑市公安局报案．称2010年7月29日下午5点,其房东赵某某（45岁,河南省新郑市农民）的儿子赵某（26岁,住新郑市新华办新华路港湾胡同）邀请其参观赵某新房时,被赵某强奸。在唐某报警后的第二天,赵某的父亲赵某某为了让其涉嫌强奸犯罪的儿子赵某逃避法律制裁,先后多次通过中间人时某、周某、李某、段某（上述几人均为新郑市农民）找到被害人唐某和其亲戚,     

吉安中院 吉水“5·8”特大杀人案凶手伏法

与妻子发生争吵后,为泄愤,竞持柴刀将自己的女儿、母亲、妻子及邻居等共8人砍死,江西省吉水县36岁的周叶忠犯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7月15日,凶手周叶忠在吉安市被执行枪决。吉水县八都镇城元村人周叶忠平常喜欢赌博,致使家庭生活拮据,夫妻时常吵架,与同村部分村民关系也不好。     

《乇书金奇案》专题报道之一 迟到8年的审判

作为发生在199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一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河北人聂树斌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另一名河北人王书金被抓获,他主动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与聂树斌案高度重合。由此。“一案两凶”引发舆论长期以来对聂树斌案司法公正性的质疑。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王书金案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审理程序中,停滞不前。而在此前的一、二审中,王书金所供认的涉及聂树斌案的奸杀案,既未被公诉。也未被定罪。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功大于过”的判断？——“错案防范系列谈”之四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在谈到诸如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案件时,曾就法院的功过问题作出评判,认为“审判法院可以说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     

婚内强奸行为的入罪思考

随着人人平等、人权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婚内强奸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成为了近几十年的热点话题。我国刑法对于婚内强奸行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判例南辕北辙,使得人们对于其行为后果也难以产生一个合理的预期。因此,对其行为性质做出一个合理的定位以规范人的行为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修改强奸罪定义的法理意义

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搜集到的一些犯罪数据信息对强奸的定义作了修改,首次把鸡奸男性、强迫口交乃至“女奸女”等行为纳入强奸定义之中,扩大了强奸一词的统计定义.在我国,鉴于实践中时有男子遭受女性强奸而刑法规定涵盖不全的情况,建议采用美国的做法,将《刑法》第236条作些修改,扩大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将更多奸淫行为纳入犯罪评价体系.     

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从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的实现谈起

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关注日益高涨。这种监督几乎变得无处不在。近年来,通过陆续曝光的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等,要么被杀死之人突然复活,要么真凶落网真相大白,这些当年大快人心的“破案”俨然变成千夫所指的“错案”,极大地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     

关于婚内强奸若干问题的思考

婚内强奸在中国逐渐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它与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产生了碰撞,在司法实践的个案之中逐渐凸显。而婚内强奸问题在当下还存在立法模糊不清,司法实践中冲突不断,理论界众说纷纭的状态。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对婚内强奸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强奸罪,从实体法层面和程序法层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轮奸”行为成立的标准

本文案例启示:轮奸成立的标准应当是两人以上均实施了强奸行为,并达到了既遂。如果强奸着手以后,出现部分既遂、部分未完成的形态,应当在承认轮奸的前提下,认定犯罪未遂或者中止的存在。[基本案情]2012年10月26日晚,金某与朋友李某某(女)、刘某(三人均已成年)在安徽省某市KTV唱歌,次日凌晨1时许唱完歌后,李某某要离开,金某以开房间聊天为由伙同刘某将李某某带至该市一宾馆。途中,金某与刘某商谋与李某某发生性关系。三人进入宾馆后,金某让刘某下楼买避孕套,期间金某强行与李     

强奸案件的法医学取证探讨

强奸犯罪是一种相对隐蔽的犯罪,通常是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因此作为证据的法医物证尤为重要。法医学的规范正确取证及物证分析,对侦破强奸案件、识别伪造和诬陷强奸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