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为视角

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意义重大。提高高校青年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创新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加强高校青年教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和政治认同,有利于高校青年教师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     

南联邦民族认同话语建构失败及反思

在现代国家生活中,话语建构有三种基本路径,即舆论、政策和教育。在研究南联邦解体的历史教训时,我们发现,恰是在舆论、政策及教育的民族认同话语建构上的失败,最终招致南联邦的解体。反思南联邦的历史教训,可从中获得重要启示。     

中国的族群政策怎么调整

【国族认同：要改变我们对＂民族＂的定义】 中国的族群问题有一定的复杂性。除新疆、西藏外,各民族关系和睦,基本不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这就使得一些民族政策在部分地区有效,在部分地区却失效。而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又和政治、宗教、分裂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心理路径

社会心理作为感性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回归实践的中间环节。通过优化社会心理,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心理认同和行为认同。     

高校英语角的社会语言学分析:交际模式与自我认同

学习者在英语角内外交际模式的变化与他们的自我认同变化呈正比.某种交际模式的使用,体现交际主体对相应的自我认同的接纳;在交际模式发生转变的同时,交际主体对自我的认同也会发生变化,即在社会语言学影响与支配下,自我认同与交际模式是内在与外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以英语角为焦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透视外语学习和外语学习者自我认同构建的相互关系,使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关注自我成长.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

二战后,迫于国际国内大背景的压力,东南亚大多数华侨不得不自身调整,开始了自身身份认同的激烈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民族(当地)认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等方面。其中,民族(当地)认同是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最根本变化。     

兼听善视得贤才——读史札记一则

以人为师,在于善视听。有两个例子可为证。齐国的即墨大夫名声不好,人们总对齐威王说：即墨大夫不好好治理即墨,是个不称职的人。齐威王想：“人们都诋毁他,我从而也低毁他,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应当去看看,那儿究竟治理得如何？”齐威王派人视察即墨。视察的人回来向齐威王汇报;当地大治,百姓快乐。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说过：“自从您担任即墨大夫以来,我总听到人们诋毁您。但是,我派使者到即墨去,看到那里田野开辟,人民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案子,社会安定。这是因为您一心一意地尽职尽责,不把精力放在事奉我身边的官吏以求名…     

当前我国伦理认同危机的分析及出路探索

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陌生人社会"带来的伦理困境是,原有社会伦理实体解体而现代伦理实体却尚未形成,而伦理实体的存在是伦理认同的前提,因此导致当今社会伦理关系不稳定和伦理认同危机。可能的出路是,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提升"五伦"内涵,铸炼出现代伦理精神从而获得伦理认同,最后培育出现代伦理实体以进一步强化伦理精神、促进伦理认同。     

政治认同与党的长期执政

政治认同涉及的其实是政治学的一个最古老的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政治统治取信于民。严格讲,任何社会都有产生政治认同危机的可能,只是发生危机的程度有所不同。如何克服危机是每个政权统治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执政5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如此。一个执政党能不能长期执政,取决于民众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政党的执政能力,从根本上还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感问题,这是党长期执政的关键性因素。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