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建经验教训

在德国政治舞台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40多年来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始终活跃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党自身在纲领、组织、群众工作等方面不断根据时代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探索和革新。对之进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一个政党的纲领反映了它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和它所代表的目标群体的诉求,构成了它的身份特征,这应该是党的建设的中心所在。其次,党组织是党实现自己纲领的重要载体。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能力的组织,关键在于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革新党的组织结构,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组织工作效率,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和提高党员的参与。最后,任何政党的根本目标都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要实现这一点都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德国未成年人犯罪VOM制度研究

鉴于未成年人的“优越社会地位”,德国立法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VOM制度的独立法律地位。建立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基础上的VOM制度,遵循区别原则,契合VOM制度关注“被害人”目的,有别于传统的刑事司法,亦区别于其他恢复性司法项目。较之于成年人案件,VOM制度可以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且检察官提起未成年人案件之刑事调解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限制。未成年人VOM制度的独立性地位能够保障调解的公正性,但也存在与司法机关关系过于疏远而带来合作不畅的弊端。调解员的专业化、调解机构的多样化与相对独立性在有序竞争规则的保障下能够为未成年人案件提供适格的调解服务。这与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以此为鉴,可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德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作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环境法最完备的国家之一,德国环境治理模式的特色实现了三个结合:完备严格的环境立法与充分有效的环境教育相结合、自下而上的非制度化草根环境运动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绿色发展相结合、市场经济手段与伦理原则相结合。德国100多年来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历程能够为正深受环境问题所困又积极谋求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提供有益借鉴。     

历史追溯与现实关切:德国学界西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德国学界在西藏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德国的涉藏研究表明,德国将西藏看作潜在的政治联盟,纳粹的涉藏活动并没有太多神秘主义内容,希姆莱对西藏有浓厚兴趣,他是纳粹领导层中真正主导第三帝国与西藏关系的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藏在德日关系中起到某种作用。对政治人物涉藏活动的个案研究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一些政治人物通过自身及其政党的积极活动,西藏问题进入德国政治议程,由此导致了德国在西方的涉藏活动中表现极为突出。德国学者通过在瑞士和印度新生代藏人认同情况的调查分析,揭示了海外藏人在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价值诉求和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异同,年轻藏人群体内部的分化及其在后达赖喇嘛时代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德国的西藏研究提供了大量新信息,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这些研究并未超出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的政治共识。     

德国2014年法定养老保险改革及其效应与启示

德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国,其社会保障改革通常引起全世界关注。2014年,德国推出以有严格条件的“63岁退休”和面向1992年前生育子女人群的“母亲养老金”为主要内容的法定养老保险改革,被认为是对现行制度的修正。作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执政联盟理念融合和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一届德国大联合政府上台为养老保险政策调整提供了窗口期,此前延迟退休年龄、引入可持续因子和发展多支柱体系等改革措施亦为此次一揽子计划留下了主动性和调整空间。然而,这一改革的效应颇为复杂,不同群体褒贬不一,它也再次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尤其需要理性、有责任意识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挣脱“同一模式”下的概念迷思——对借鉴德国FH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是德国工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以其人才培养特色为基础而形成的“FH模式”成为当下讨论的热点,借鉴德国FH模式更是成为我国许多高校尤其是地方型院校改革实践的重要着力点.在借鉴德国FH模式的热潮背后,存在着迷思和误用,“模式”本身则成为同一化和标签化的辞藻.     

作为理念的文化外交及其柔力强势——以德国孔子学院为例

孔子学院作为汉语国际推广载体,其在2004年创办后的发展势如破竹.本文梳理德语区孔子学院(主要是德国)的分布概况,并从地域、类型等分类做出基本分析,进而探讨德国孔子学院的地域协调、冲突化解与中国利益问题;借助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孔子学院的个案讨论孔子学院海外分院兴建过程中的个体、机构与国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作为大国兴起的文化外交机构的功用,提出柔力强势的理念,强调刚力易折,暴力必败,以柔力展现自我,推动进程,引领世界.     

德国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发展

德国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早期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使得一般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进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得以实现。在随后40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为了和不断发展变化的行政活动相适应,法典化的行政程序法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关于法典化改革的呼声却从未间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以及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应对信息行政、电子化行政以及多元化行政活动形式带来的挑战;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协调本国行政程序法与欧盟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权利救济方面更好地将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衔接起来,成为德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

2013年12月20日,德国新一届政府宣布成立,现年72岁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续任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是中右翼大党基民盟的老牌政治家,至今从政已接近50年,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担任党内和政府要职,在默克尔的三个任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担任财长以来,他成为应对欧债危机的关键操盘手。他性格刚毅,经验丰富,是默克尔治理危机所依赖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