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尼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印尼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基建)几乎陷于停滞,2004年底的大海啸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无疑是雪上加霜。基础设施的落后已经成为印尼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2004年印尼的GDP增长率只有4·32%,失业率却高达9·86%。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今后五年的时间里,印尼只有将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6-7%,才能满足每年新增的250万劳动力的就业。苏西诺政府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瓶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将基建作为振兴印尼经济的重要措施,并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参与基建,这将为中国…     

核危机对朝鲜经济发展的短期影响

2002年10月朝核问题出现以后，美国停止了对朝鲜的重油供应，减少了粮食援助，半岛南北经济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朝鲜针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增加水力和火力发电，以弥补重油供应停止后所产生的能源缺口，并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自给能力。目前，朝鲜的粮食缺口已经有所缩小，估计不会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     

政府危机管理问题探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了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转移，其中必然酝酿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及时有效地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已成为对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挑战，这既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形象。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完善我国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怎样克服心理疲劳

所谓心理疲劳，是指人在长期从事一些单调、机械工作和活动的情况下，伴随着肌体生理方面的变化，中枢局部神经细胞因持续紧张而出现抑制，致使人对工作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趣明显降低，直至产生厌倦情绪。因此，心理疲劳并不完全是客观生理指标变化的反映，常常带有主观体验的性质。对于产生心理疲劳的人，轻者出现厌恶、逃避工作、学习、生活的症状，重者还可出现抑郁症、神经衰弱、强迫行为，以及诸如开始吸烟、酗酒等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心理疲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精神紧张和学习、工作过量。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及高度的竞争性，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害怕在竞争中失败，由此导致了心理的紧张与疲劳。此外，繁杂的信息轰击、住房拥挤、噪音、工作条件恶劣、疾病、家庭不和、人际关系紧张、事业遭到挫折等，也都是诱发心理疲劳的重要因素。     

日本国家神道成因的探讨——兼谈日本为什么不认罪

日本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古代民族宗教——原始神道，独特的民族文化又塑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双重心理，并成为左右日芩民族心理和行为精神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初期，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明治政府所利用，培植出了日芩近代祭政一致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神道，并以此角度来讨论战后日本为什么否定侵略战争的部分原因。     

解释学与荣格心理分析

分析心理学在许多方面方都受到了实在论的困扰，而解释学的方法却克服了这个困难。如荣格虽不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仍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世界观的影响，认为自己理论的主要概念是不依赖人类解释过程的实体。因此，分析心理学一直未能摆脱实在论本身的问题，而这些又恰恰制约了分析心理学临床应用。解释学从分析心理学获得启发，如果分析心理学与后现代主义的若干要素的相融合，将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神话和欲望的实质。同时通过对深度心理学的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大幅度地推进我们关于人的成长和人类解释过程的认识。     

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以中印危机(1959～1962)为例

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一个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权力之争和派系互动,使得尼赫鲁的中印危机管理战略实际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印边界危机事件爆发后,尼赫鲁出于维护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往来,以安抚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其反对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绑架者"和"代言人".中印两国间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只剩下强迫和军事内容,导致中印危机不断恶化.     

浅谈公安新闻写作与受众心理

公安新闻写作必须重视和研究受众心理。受众的求新求异心理、求知得益心理、逆反心理、休闲娱乐心理等对公安新闻作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重视受众心理 ,才能产生好的公安新闻作品     

试论拯救环境危机的多维视角

人类的活动已经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使整个地球陷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危机。人类限制自己危害环境活动的途径,除了要在观念和意识上引起重视而外,还要通过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同时还应该在构建共同的生态环境伦理方面通力合作,共同参与,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努力。     

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