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探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已经适用十年有余,从司法实践的反映情况来看,目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在当今社会上,很多的所谓投资项目其实都是传销的模式体系,老百姓不懂,被诱骗将血汗钱投入其中,结果案发,血本无归,由于在该罪名中被害人制度的缺失,导致即使扣押到巨额的涉案款,被害人也得不到退赔。传销案件一般都是涉及面广,涉及全国范围,人数众多,几十万、几百万,有的甚至千万人,容易引发全国群体性事件。因此,完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被害人及退赔制度,已是当务之急。本文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被害人相关问题及被害人损失退赔问题进行探析,以此希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能尽快完善相关的制度。     

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特征分析及防范对策

随着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犯罪分子紧跟时代潮流,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迭代更新,此类案件形势严峻复杂。本文从被害人的角度入手,分析被害人的主要特征及容易受诈骗的心理特征,并基于此提出相应对策,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清朝对女性犯罪的刑罚研究——以《大清律例》为例

《大清律例》系我国古代法典之最后形态及典型代表,深蕴我国传统法治及经验,凝结了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化,具有极深的学术价值及借鉴意义。清代社会动荡变革导致女性犯罪频发,在《大清律例》中有对女性犯罪的专门规定,集中分布在刑律部分的犯奸及杀伤类案件中,在断狱部分也有对女犯刑罚的专门规定。本文旨在通过对《大清律例》中女性犯罪的刑罚规定,研究清朝对女犯的处罚规定及对当前我国刑事犯罪制度设置的借鉴意义。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     

性犯罪药物防治入刑的正当性及本土形塑

近年来,我国性犯罪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人堪忧,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政策。有的国家采取性犯罪药物防治作为性犯罪的治理手段,值得借鉴。性犯罪药物防治是利用口服或者注射药物方式减少罪犯的雄激素、降低其性欲,达到控制性犯罪目的。有人认为这是残虐、不人道的,侵犯身体健康与性权利。而性犯罪药物防治相比起物理阉割更具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其尊重受者自由意志,具备一定的社会容忍度,执行方式高效经济。但此种手段需要加以本土化改造,需要规范法律术语,明确刑法性质与适用对象,细化执行程序。     

从刑事赔偿与补偿角度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获得抚慰,有利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定。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赔偿是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但如何通过该程序来保障被害人的赔偿权利,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正当性在于能较好地保障刑法价值的实现,其制度上的实体规制是引入“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