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是恢复性司法和被害人学的直接产物,是依法治国和刑罚轻缓化思想结合的产物。虽然我国在立法上存在该制度的零星规定,司法中也略有体现,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本文将结合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现实,对刑事被害人赔偿制度提出相关见解。     

浅析警察执法理念——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公正执法是党和人民对公安队伍的永恒要求。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公正执法能力越来越重视,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改进司法和执法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关注执法人员和当事人之间的正向互动的司法理念,在提高和完善警察公正执法能力等方面均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正是力图从恢复性司法的视角来分析警察执法理念的改革和完善,进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两者在公安执法中的完美融合—“恢复性警察执法”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但并没有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将两章内容有机衔接。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尊重被害人意志以及我国传统的诉讼文化,文章在分析域外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改革完善

刑事和解是一项以当事人为中心,允许当事人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自我救济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扭转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有名无实的尴尬局面,为化解纠纷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刑事和解的基本制度,但相关配套措施仍待完善。     

恢复性行刑功能探析

囿于传统行刑模式的弊端,实践为摆脱困境而自发产生的恢复性行刑展示了其积极的沟通、整合与效率功能。恢复性行刑模式以有益互动为核心,以平等为基础,将服刑人员与管理者、被害人、社区及其他社会参与者带入协商对话的平台。服刑人员在与他者的互动中降低权威者给予的耻辱烙印,获得被害人及社会人员的的原谅认同,最终实现身体与心理的回归,消除犯罪的印记,体现出较强的去标签化功能与提升犯罪控制的功能。恢复性行刑的实现方式则彰显出其潜在功能——传承并超越于传统正义,实现了互利正义。     

平和司法识辨

平和司法是基于实践出现的司法模式,成为处理刑事案件的新路径。平和司法有其上位概念和相似概念。通过对诸概念加以对比以便厘清平和司法之真正涵义,并进一步讨论平和司法的表现形式。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

在司法改革不断加深的今日,刑事司法面临着许多无法回避的困境,尤以刑事被害人、加害人以及社会之间矛盾难以调和为患.矛盾的化解离不开犯罪人和被害人的积极参与,刑事被害人长期被忽视的现实情况成为了横亘在刑罚与社会和谐中间的障碍.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研究,无疑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大有裨益.     

悔罪与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以恢复被害人损失及修补破损的社会关系为核心。悔罪作为一种酌定量刑情节,表明犯罪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较小,愿意去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获取社会大众的重新认可。因而悔罪具有促进实现对被害人物质精神损失补偿与修复破损社会关系的双重价值,契合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     

浅议检察机关参与刑事和解的程序构建——兼论女检察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法律的新发展,是十几年来我国法学界基本的研究成果之一。为保障刑事和解制度发挥最大的功用,检察系统应适当地参与和监督刑事和解的过程。在参与的过程中,女检察官更应发挥其特有的优势,细心发现问题、认真观察双方表现、耐心进行心理辅导,最终化解矛盾,达成协议,恢复社会的原有秩序,进而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社区矫正为视角论司法平衡的把握

社区矫正蕴涵着惩罚性和恢复性的双重属性,在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我国新刑诉法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惩罚和矫正的关系面临着新的要求。如果选择不当,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区矫正的司法平衡性上的把握必需以矫正为主,在社区矫正的工作力度、人性化管理、帮扶帮教等方面上从人权的平等对待、回归社会的角度把握司法工作中的惩罚性与恢复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