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应吸收被害人参与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新阶段,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受国家本位的犯罪观和一直以来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被害人在社区矫正中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保障。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是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需要,不仅仅有助于帮助犯罪人实现再社会化和保障司法公正,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知情权、意见陈述权以及监督权等权利,以促进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推进和发展。     

浅谈交通肇事罪中赔偿额影响定罪的规定——从恢复性司法的角度

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中关于赔偿能力作为定罪量刑考虑因素这点引起了学者的较大争议但笔者认为其有正当性合理性。通过传统刑法理念及恢复性司法等新刑事理念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其没有违反公平正义原则和犯罪的基本原理,相反却给肇事者提供了重返社会的途径,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了受损的社会关系,同时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     

非传统刑事司法的模式化定位

非传统刑事司法通过伴随定罪量刑过程的附加性措施,主动谋求执行符合犯罪人个别化要求的处遇、维护被害人权利、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如果没有进行司法成本初次投资的勇气以及持续性成本跟进的实力,可能难以经受治疗性司法的成本耗费风险。恢复性司法属于报应性司法与矫正性司法利弊权衡后的整合形式。评估性司法的分析依据、方法、结果都是个体化的,其建议的刑事处遇能够针对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实现富有效率且思路一致的再犯控制与犯罪预防。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发展

个人信息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需求，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公益诉讼条款，有利于更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专业性、流动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调查取证难、制度供给和理论支撑不足、多元共治合力不够等难题，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责任认定规则，加强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促推个人信息保护法各方责任主体衔接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统一正确实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仇恨犯罪的刑法根基与犯罪预防

仇恨犯罪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多元化社会各国。它是以行为人对受害人的各种偏见为基础，以给行为人认定的某种群体的个人及其群体造成损害为目的，因此与报复特定个人和社会的犯罪不同，也与敌人刑法适用的犯罪类型存在差异。对仇恨犯罪的单独立法主要见于普通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仇恨犯罪单独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行为人的惩罚，这并未违反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也未侵害言论自由，且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仇恨犯罪必然以上游犯罪为基础，同时行为动机系基于法定的偏见类型。仇恨犯罪的甄别与统计对预防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都有重要意义。仇恨犯罪中的偏见动机往往源于社会的结构性歧视，偏见产生移位攻击。在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并不显著时，监禁消除偏见的效果不如恢复性司法措施。对仇恨犯罪也存在爱的刑法观念的适用。我国没有必要对仇恨犯罪单独立法，但对涉及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犯罪，可吸纳仇恨犯罪理念的合理成分。     

论被害人权利保护下的恢复性司法

刑事犯罪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恢复性司法是个很好地解决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型的司法模式,更加注重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强调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文章认为,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的过程中应构建相关制度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