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维建：诚信原则入民诉法彰显时代色彩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审时度势，明确无误地向世人昭示了诉讼诚信原则。在诸多的条款中对诚信原则的落实作出了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其一，禁止恶意诉讼。据此，当事人相互之间如果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则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且还要视其情节之轻重，为其课加罚款、拘留等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制止恶意抢注的商标法规范体系及其适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商标的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但是由于我国的商业诚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以下简称恶意抢注)愈演愈烈。《商标法》对恶意抢注的规范分散在该法不同章节,难以给人以整体的印象,也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     

从刑法谦抑性角度浅析轻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入罪标准

《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这一合同违约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被质疑是将刑罚权过分扩张至了民事、行政领域，但近年来暴力、群体性讨薪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在刑事诉讼中把握轻微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入罪标准，保证刑事法律和民事、行政法律各司其职，成为检察实务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刚颁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参考借鉴学术理论成果，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际，对几类典型轻微欠薪案件的入罪标准展开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对于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设置了专门的条款即第112条规定恶意诉讼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恶意诉讼的主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主观上存在共同损害的故意,客观上存在共同损害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之规制仍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规定了恶意诉讼之责任,而没有设置恶意诉讼事前规制机制。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立诉讼承担制度而实现对恶意诉讼的全方位规制。     

对民法上恶意串通的探讨

在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民法上规定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为无效行为.该规定极其含糊,既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又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效性与立法初衷相悖.目前来看,是一项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规定.因此,本文详细探讨了民法上恶意串通的研究进展,从而为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法上恶意串通理论与实践之评析——兼论《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解释适用

恶意串通之规定系我国民法的独特创举,从私法史上看,恶意串通之规定系继受前苏联民法的结果,立法初衷在于规制代理人滥用代理权的行为。然恶意串通概念用语模糊,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并与现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恶意代理制度、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等存在竞合。理论上恶意串通规定无法替代传统民法的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实务中恶意串通规则有被滥用的倾向。《民法通则》恶意串通之规定尚有补救无通谋虚伪规则之弊,然在《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已规定通谋虚伪表示无效的情形下,恶意串通规则已然被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完全替代,第一百五十四条继续保留恶意串通之规定解释上应回归立法初衷,仅限于规制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行为。     

武汉地铁广告串通招投标的反垄断法思考——兼论武汉“治庸问责”的法治化进程

串通招投标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行为阻碍了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本文主要就武汉地铁广告招标中所体现的串通招投标现象从反垄断法角度进行了一些思考,并针对当下武汉推行的"治庸问责"就其法治化进程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恶意占有物品丢失应赔偿

正今年1月的一天,罗先生受邀到何先生家吃饭。饭后,罗先生不慎将价值5500元的手机遗忘在何先生家,何先生收起来后又发生丢失。罗先生向何先生索赔手机时,遭到拒绝,便将其告上法庭。     

“恶意诉讼”立法规定与规制的技术及其原理——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合理性

鉴于民事诉讼形式理性的基本特征、法官裁判的基本准则以及诉讼模式的限制,域外对于"恶意诉讼"的立法规定,不仅普遍采用的是具体行为罗列式的立法规定技术,而且也多视角、多方位地设置了多层次、多种类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目前我国民事程序立法上把"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作为"恶意诉讼"成立必要条件的立法规定,以及简要、单一的规制措施与规制机制设置,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也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规制"恶意诉讼"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