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回忆录潮的兴起及其叙事范式研究

回忆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回忆录潮。从“虚构即美”到“真实即美”的转向,是回忆录潮产生的审美因素;政治性的社会运动,使回忆录成为了人们讨论公民身份本质的场所,此为其政治因素;而当代的资本化运作与商业化,推动了“回忆录工业”的繁荣,此乃其经济因素。在这三重因素的驱动下,回忆录发生了从名人叙事到无名叙事、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了回忆录的当代嬗变：在叙述主题上,文本从宏观的“政治—历史”层面脱离出来,更关注“升斗小民”的生存体验,苦难叙事成为回忆录潮中的叙事主流。在叙述体式上,大胆地开拓了回忆录的表达方式与创作媒介,产生了图像回忆录、实验性回忆录、动物回忆录等新型形式,形成了多媒介化、多主题化的特点,从而使回忆录演进为一个枝繁叶茂的文体谱系大家族。     

《梧桐雨》《汉宫秋》中帝王角色的悲剧性

分析《梧桐雨》和《汉宫秋》两部元杂剧,探寻其中帝王角色汉元帝及唐明皇的四重悲剧性,并分析两人悲剧的异同点,以期对帝妃恋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提供帮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悲剧美学的实践化

悲剧冲突是现实关系的矛盾对立,而悲剧美学则是呈现这一事实及其美学价值的艺术程序。围绕伦理、种族、荣誉、情欲乃至革命等论题,悲剧美学从古典的直观形式延异至近代的理性主义传统。悲剧及其审美的真理性并非是寓于当下之判断,而是随着精神发展历程逐渐呈现的,换而言之,悲剧美学是一个历史现象,真正考察现实的戏剧方案需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亦即实现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契合。黑格尔对悲剧美学的历史主义重释为悲剧的形式补足了历史的内容,为纯粹的审美判断找到了具体的主体,以形式与内容、直观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启发了马克思更为彻底的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环节的美学探索。     

论余华与莫言创作中的悲剧意识

余华和莫言都是悲剧的执着书写者,热衷于通过贫困和饥饿表现苦难,都具有自觉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但两者对悲剧的阐释不尽相同：余华以“轻”击重,刻画人在苦难压迫下的精神萎靡与人性异化,倾向于关注人的内部世界;莫言以“重”击重,把人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表现民间英雄在面对苦难时的痛苦与反抗,倾向于对外部环境的关注。两者前期与后期的悲剧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余华从冷酷到温情,莫言从直面到回避。整体来看,余华的荒诞书写呈现出静默基调,莫言狂欢化的写作呈现出喧闹色彩,二者共同为中国当代小说增添了一种色彩斑斓的、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悲歌叙事。     

苔丝的性别角色与其悲剧命运

作为悲剧形象的苔丝,被作者哈代视为“一个纯洁的女人”,苔丝是有罪的又是无罪的,无论如何努力她终究无法逃脱其悲剧的命运。在苔丝悲剧命运的生成过程中,其性别身份发生着核心效力。     

封闭的大院 压抑的灵魂——《大红灯笼高高挂》内涵解读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在1991年执导的一部影片,该片以主人公颂莲嫁入陈府后一年之内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展示了颂莲与陈府上至老爷、下至丫环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解读了颂莲悲剧性的命运,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女子的命运。     

辩证法:崇高的人生境界

辨证法在当代哲学的发展中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科学主义思潮反对其思辨性,人本主义思潮批判其对人的存在的遗忘。以上哲学批判的对象实际上是传统知识论的辩证法,现代辩证法理论则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上,从而实现了辩证法理论性质的深刻变革。生存论的辩证法要求人类在自己全部的思想和活动中都保持超越意识、和谐意识、悲剧意识与宽容意识,这是作为崇高人生境界的辩证法的基本内涵,也是我们在当代所应树立的辩证法观。     

从悲剧的产生到生存的探询——论欧茨创作中的觉醒意识

作为当代美国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欧茨把笔触更多的放在了描述下层女性对不平命运的抗争上,她笔下的人物从用暴力对抗暴力,到人性的扭曲,再到以宽容来对待社会的不公体现了探询人的最终价值这一过程,说明欧茨在创作中思索着人的价值之所在,体现出觉醒意识。     

“夺命快递”悲剧何以发生

以加盟为主要形式的扩张发展太快,员工流动性大且素质堪忧,快递企业内部管理粗放,政府监管与现实脱节……这些发展的后遗症,也使得攸关公共安全的快递业,埋下了太多的隐患。     

改革需要修法领航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先驱非泰相商鞅莫属,正是“商鞅变法”让秦国迅速地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一霸,最终消灭群雄而一统中国。疆域辽阔、民族强大,始成中华。可如此彪炳千秋的改革志士的结局是遭到悲惨的下场。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我们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口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