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     

前科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量刑情节

【裁判要旨】前科在作为定罪条件后不能再作为本次犯罪的量刑情节,否则有违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时,因行为人的后一行为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此类案件的被告人不属累犯。口案号一审:(2014)龙刑初字第21号二审:(2014)赣中刑二终字第83号【案情】公诉机关: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蔡常峰。江西省龙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的本源性反思

近年来,源于德国的结果加重犯直接关联性理论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中存在不少的争议与误解。"直接关联性"是德国法院从多个判例中逐渐形成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从"直接关联性"出发,德国学界发展出风险关联性理论、轻率关联性理论、基础犯罪的保护目的关联性理论等学说。在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中引进直接关联性理论,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体系性的思维方式,并将其融入客观归责理论体系中。如此才能既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又能保证合理地限制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     

微粒悬浮液显现粗糙物面上各类手印的工艺研究

微粒荧光悬浮液显现技术对粗糙物面上的各类手印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所研究的粗糙物面主要包括人造革、纺织品。由于粗糙客体表面凸凹不平、并具有渗散的特性,使其上面遗留的手印,在显现、提取、分析上具有非常大的难度。本实验研究主要针对粗糙物面(人造革、纺织品)上的油、油灰、汗灰、汗潜手印的显现。通过比较三种微粒荧光悬浮液配方,筛选出最佳配方;使用三种显现方法,筛选出最佳显现方法;在两类客体上、对不同遗留时间的各类手印的显现效果进行比较,从中选出最佳操作方法、最佳配方,最适合遗留时间的工艺条件,以达到在粗糙物面上最佳显现效果,为实践应用提供一些思路,为进一步提高粗糙物面上的各类手印的显现做了基础的探索。     

未成年被告人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初探——从审判权角度出发

《刑事诉讼法》已经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特别程序,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审判权框架内进一步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成为未成年人审判领域1应当思考的问题。而未成年被告人羁押期间表现能够体现出该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出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后的基本表现,如果能在其羁押期间对其进行适当有效的引导,对预防重新犯罪、促进其健康成长均有积极意义。因此,将羁押期间表现纳入量刑情节具有切实的现实必要性和法律基础,契合了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要开展此项工作需先构建完整的羁押期间表现评定制度,结合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设定有别于成年人的评定内容、分数设置以及严格的流转途径和救济制度,同时羁押期间表现形成的评估材料应当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最终由法官在一定范围内判定羁押期间表现影响量刑的幅度,同时还要注意共同犯罪等特殊情况,以达到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如何运用间接证据审查判定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2014年某月某日19时许,北京市某区乡村道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一人受伤,昏迷不醒。事故发生后,民警接到路人报警后及时赶到现场并起获肇事车辆部分车辆碎片,经检验碎片系起亚牌轿车遗留。通过查看事发路段监控录像,证实案发时段仅有一辆牌号为冀G5×2×的灰色起亚越野车经过,经调查该车主系犯罪嫌疑人付某某所有,后民警将付某某传唤至交通支队。到案后付某某初期     

叶际仁滥用职权案

被告人叶际仁,男,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永嘉县人,大学文化,原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12年5月23日,其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被逮捕。被告人叶际仁涉嫌滥用职权案,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5月22日立案侦查,2012年8月6日案件侦查终结。同日,以被告人叶际     

“生死两重天”的精密化司法判断——析李飞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9月18日《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227号)发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涉及到死刑的适用、限制减刑等量刑问题。作为生效判决和指导性案例,其司法权威应当获得普遍尊重,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重新审理等多个     

关于温岭法院量刑规范化试行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是刑事审判改革领域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自2009年6月被确定为量刑规范化试点单位以来,温岭法院经过不断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总结提炼出"个案量刑五步法",改变了传统的"估堆量刑法","五化量刑法"取得一定成效。在枚举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建议从量刑情节比例设计、量刑程序设计以及刑事审判中简易程序的适用扩张三个方向切入加以优化。     

论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行政强制法》第12条和第45条不仅将"加处罚款"设定为行政执行罚方式之一,而且对它作了普遍性授权。但"加处罚款"在法律文本和实务操作中不易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相区别,同时也不易与同属于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征收"滞纳金"相区分。加之在《行政处罚法》首次使用"加处罚款"之后的不少法律法规所设定的"罚款",恰恰介于作为行政处罚的"罚款"与作为行政执行罚的"加处罚款"之间,使得《行政强制法》上的"加处罚款"面临理论上的定位选择。除了定位上的问题,还有诸如"加处罚款"本身的罚款额标准,对加处的"罚款"如何征收,以及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加处罚款"决定不服如何救济等问题,都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