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量刑情节的反思与重构——再论集合情节分级适用规则的建立及其意义

刑法总则用一个法条概括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示例性抽象规定,通说认为此种情节是多功能情节,但本文认为其仅是法条概括的集合情节.因制定法语言的精练属性,总则对犯罪事实的定型化无法做具细规定,但却隐含处罚适用的实质差异.根据罪质和法定刑的差异,文中将各罪分为极轻罪、较轻罪、轻罪、重罪,较重罪,更重罪、极重罪,反思多功能量刑情节并理性建立集合情节的处罚分级规则,明示处罚的唯一性,重申立法精神而彰显其现实意义.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及其处理

量刑情节的冲突实际上是趋重情节与趋轻情节在量刑适用上的抵触,具体可以分为责任刑情节冲突和预防刑情节冲突。当发生责任刑情节冲突时,根据各责任情节宽严作用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抵销,从而得出责任刑点;当发生预防刑情节冲突时,必须根据预防的需要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数量折抵。在任何场合,预防刑情节的适用都不能突破责任刑点的限制。通过这种系数的抵销不断对基准刑进行修正,进而实现宣告刑的合理化。     

国内（2009年3月19日——2009年4月18日）

时政 3月19日，为进一步严格规范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信息分级视域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梯度研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兼具聚合性与隐私性。聚合性体现为涉案个人信息的危害程度,直观体现为信息数量;隐私性体现为法益内容的敏感与私密,侧面反映信息级别。随着信息分级制度发展日益成熟,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梯度应当重点关注信息等级这一要素,同时修改《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以个人信息数量的绝对倍比为标准设置的量刑梯度。关于涉案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可以先根据交易金额和单价确定基本数量,结合当前信息分级制度背景,充分考虑涉案个人信息的敏感程度、关联程度和重要程度,再结合信息处理的场景,判定信息等级并确定调整系数,从而计算涉案个人信息的修正数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入罪标准和量刑起点,并结合其他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确定宣告刑。     

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如果被侵害的是驰名商标,司法者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其他情节严重"、"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兜底条款,认定该行为属于商标犯罪"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以此体现出对驰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的精神;将反向假冒行为直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难说恰当,但将其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不失为一种较为折中和稳妥的作法;国际法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基于刑罚方法的严厉性和特殊性,刑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慎重划定.     

对立功情节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立功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利于犯罪分子的量刑情节。这种规定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争取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为扩大刑事案件的侦破战果带来希望的前景。本文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讨。     

“宽严相济”在河西

今年以来，本市河西区人民检察院的干警们在办案中，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出发点，认真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可调解和解的一般刑事案件，慎用逮捕决定；而对于那些确已构成犯罪、且性质恶劣的犯罪嫌疑人，则毫不手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下面就撷取其中几件，以飨读者。     

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比较研究

结果加重犯,又称加重结果犯,一般认为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其所解决的是行为人在实施某一基本犯罪的过程中又额外发生法定重结果,应当如何处罚的问题。对此,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所谓的重罪谋杀罪原则。结果加重犯与重罪谋杀罪原则尽管属于不同的刑法理论体系,但从渊源上看,都是来自中世纪教会法中的自陷禁区理论,在适用的范围上有部分重叠,并且均对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加重处罚。两者的差别是对在实施某种犯罪过程中发生重结果的,规定了不同的加重处罚方式。透过比较法上的研究可以得知大陆法上的结果加重犯模式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花木兰》游戏

2005年初，斯普公司发行了一部ARPG的游戏《花木兰》。以众所周知的女性形象花木兰为游戏主角，以北朝民歌《木兰诗》所描写的历史背景和诗中所叙述的故事为线索串联整个游戏情节：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各民族形成严重分裂局势，史称“五胡十六国”的时候，也就是公元386年，北魏王朝建立，周边有高车、楼兰、柔然等部落，尤以柔然部落最为强悍连年发动战争，使北方千里沃土变成一片荒原，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性贿赂犯罪化之立法设想

长期以来，关于性贿赂犯罪化的争论不止。社会实践中已经有了许多性贿赂的案例，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曾接受过性贿赂或者包养了二奶。从普通群众到法学界，已经有很多人在呼吁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必要性，性贿赂仍然迟迟未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原因就在于性贿赂犯罪化的司法实践难题不能得到解决。因此，本文针对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作出论述。笔者的设想是通过把性贿赂作为贿赂罪的从重或者加重情节纳入刑法，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