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突击提拔干部”亮剑

正据11月23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巡视情况。组长项宗西表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面,广西有的领导干部在职务变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得利用各种机会突击提拔调整干部。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却置若罔闻,不仅"突击"提拔干部,还在离任交接时大量"突击"提拔干部,其范围之大,人数之多,令人吃惊。我国的《刑法》《公务员法》以及最高检察院关于渎职罪的司法解释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也都有可以直接适用于突击提干者的具体条文。比如,《公务员法》规定,不按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     

略论酌定情节法定化——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为切入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做好抗震救灾期间审判工作切实维护灾区社会稳定的通知》实质是对酌定情节的具体运用。为使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从几乎事事解释、案案指示的费心劳力工作中解脱出来,且最大限度地制掣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之行使,最大限度实现刑事个案正义,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参酌域外刑事立法,将较为成熟的酌定情节予以法定化、明晰化。     

重视重大情节和重要细节的力量——读《党史文汇》“百年史辨”专栏

在近十年来的报刊上，如何拨乱反正，展开论战？《党史文汇》杂志给我们做出了可供参考的样子。该刊创办“百年史辨”专栏，显然是用来论战的。但从2012年第一期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我们没有看到以往辩论者常有的那种剑拔弩张、杀气腾腾、上纲上线的吓人场景，而是抓住党史界和思想界认识混乱的重大问题，不点名字，不戴帽子，不挥棍子，不拍惊堂木，像朋友一般，地位平等、心平气和地把正确的见解发表出来，拿出事实确切、说理充分、笔法动人的好文章，将不少被颠倒了的问题颠倒过来。在这一过程中，编者与作者在用事实说话的同时，     

死刑案件“从宽”量刑情节如何把握

我国死刑具体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或者说是“少杀、慎杀”。保留死刑的规定充分体现宽严相济政策“严”的一面，但严格控制死刑的要求相对来说则体现“宽”的一面。本文从慎用死刑的视角出发，结合死刑案件审判的司法实践，探讨死刑案件中影响被告人生死的“从宽”量刑情节的适用。     

重大历史题材的可贵尝试——论流军的《在森林和原野》

看到后记里流军先生特地介绍了这部小说书名的来由,感觉很有意思。《在森林和原野》本是一首轻快的芬兰民歌,表达了人们自由快乐的生活态度,然而这样一首好听的歌竟然会被当年的新马英国殖民政府列为禁歌,这样荒唐的事情自然阻止不了人们对歌曲的喜爱,因为强权压制不住人们对自由快乐生活的向往,这首原本毫无政治色彩的歌曲在充满斗争热情的人们那里被演绎成向往自由的反殖民统治的革命歌曲。     

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峻青以短篇小说和散文而蜚声文坛。他在7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既写下了《秋色赋》、《雄关赋》、《沧海赋》等优美动人的散文佳作,也创作出《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交通站的故事》等享誉中外的短篇小说。其代表作之一《黎明的河边》,生动地描写了1947年国民党部队侵占昌潍平原时,为掩护我武工队队长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通讯员小陈一家英勇献身的故事。作品以炽热的感情和诗一样的语言,成功地刻画了小陈一家的英雄形象,表现了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和英雄性格。 那么,《黎明的河边》这篇经典小说究竞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酒驾该不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正>对酒驾是否一律入刑的问题,历来就受人关注。有人认为,生命的尊严是社会的最高尊严。对酒后驾车这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就应该从严追究刑责。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刑罚本身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结合,情节显著轻微的案件不应认定为犯罪,这是刑法总则的明确规定。酒驾该不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请看本期争鸣。     

被胁迫情节立法的比较研究

受胁迫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多设立为责任阻却事由,我国采用了胁从犯立法模式。胁从犯的立法模式在处罚中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胁从犯为前提,这种模式既限制了被胁迫情节的适用,也破坏了共犯体系的科学性。只有把被胁迫情节作为单独的法定量刑情节,才能有效克服上述问题。     

开展劳动竞赛促进设备检修

<正>为进一步提高棉油加工质量和安全生产水平,确保今年棉油加工期设备运转正常,最近农二师三十团油脂厂开展了棉油加工设备夏季检修劳动竞赛活动。该厂工会对今年夏季检修工作做到早安排、早部署,实行了"定人员、定工时、定设备、定责任,包设备、     

先行行为不作为犯与结果加重犯的区别与认定

先行行为不作为犯与结果加重犯本质上是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区别,其组合形式和评价重点也有不同。成立先行行为不作为犯以行为人居于保证人地位为前提,成立结果加重犯以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直接性为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