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思辨

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将其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或法律适用的补充原则都是值得商榷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个系统,是有层次的,既是法律选择的指导原则又是法律选择的方法。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客体应表述为既包括“法域”也包括“法律”,二者不可割裂,它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综合表征,诠释了在不同阶段立法选择权与司法选择权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向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也为法院提供了便利,且可以满足国际商业活动追求便利和效率的需要,因此有一定的可行性。     

再论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

海上货物运输是基于承运人和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而进行的，这种合同通常是在买卖合同之后签订的，是卖方向买方交货的一种手段。提单是最古老的运输单证，其内容涵盖了运输合同双方的情况、货物及其他的运输条款，不仅被当做运输合同的证明，而且还被当做货物的收据。不仅如此，提单作为最古老的商业单证，早已被法律和商业惯例确认为物权凭证，这意味着它们能够代表货物并使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使得卖方能够通过出卖单证来出售在途货物。物权凭证能确保买方在船到目的港时获得货物的交付。另一方面，物权凭证使得卖方在支付货款之前可以保留对货物的控制权，     

论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运用

随着国际间经贸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纠纷越来越多。而由于各国法律的不一致,国际贸易惯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论述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地位及国际贸易惯例如何在我国涉外仲裁中更好地适用的问题。     

“分歧容忍”与英国内阁集体负责制的调适

内阁集体负责制,虽不见诸英国宪法法律,但是它作为英国宪政实践的一项核心工作原则,被誉为"英国宪政工作的基石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却出现了一则"Agreement to Differ"(分歧容忍)的英国政府公告,使得"内阁集体负责制"仿佛在一段时期内失效了,由此导致后来一系列议会内的重大冲突,并在英国加入欧盟的事件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本文力图通过"政党政府"理论,对"内阁集体负责制"的这一调试做出有力的解释。     

论医疗水准的确定

医疗服务水平和个体患者利益保护,可以具体化为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指标;成本控制和全体患者利益,可以具体化为实施可能性和必要性两个指标。医疗惯例和常规符合以上两个方面、四个指标的要求。医学文献缺乏对实施可能性、必要性的考虑,缺少对全体患者和成本控制的考虑,不能作为医疗水准的主要参考因素,但可以作为消极义务的参考标准。同时,我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需要将地域性因素纳入考量的范畴。     

论行政惯例的几个基本问题——从我国台湾地区“马英九特别费案”切入

在马英九特别费案中,我国台湾地区的几级司法机关对同一个攸关案件性质的核心问题,即各部会首长特别费的性质及支领方式是否为行政惯例,认知存在极大差异。行政惯例与行政先例、习惯法等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行政惯例是行政文化的内在遵循。行政惯例应该成为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其在我国行政法法源的位阶中,可等同于行政规章的地位。应当以行政惯例是否有利于公民的权益作为类型化最基本的标准,在主导性标准的基础上,行政惯例的类型化还需要考虑合法与否这一辅助性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行政惯例可分为四大类型。     

惯例的法律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考察

司法中适用惯例,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惯例的法律属性。本质上,惯例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事实而非法律。惯例虽然可以成为法官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法源,但是,惯例是一种间接法源而非直接法源。所以,惯例必须经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够转换为"习惯法",成为案件的判决依据。法官适用惯例首先需要识别、认定和审查惯例。惯例的适用范围限于民商事法律领域,在适用中,惯例只能扮演补充国家制定法的角色。不过,在具体案件中,惯例适用的规则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确认的惯例适用规则,对法官适用惯例具有指导意义。     

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

执法检查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渐壮大的过程如影相随、相伴相生.时至今日,执法检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常规、最稳定、最有影响的监督手段.其发展演化的过程表明,权威是在不断的惯常化运作中为人们所熟知、习惯、接受和尊重的.当社会需求和组织智慧默契地交融、合作与相互强化时,权力的合法性便在其日复一日的运行中自我强化.该过程也以小见大地说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初显其矫健的身躯,但仍应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保持清醒的认知.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