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干预边界

规范刑法的干预边界有进一步强化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然而当刑法干预的边界超过一定的范围则有可能变成恶法。因此,确定刑法的干预边界时要充分运用法益保护原则或伤害原则,在此基础上尊重自我决定权,衡量刑法的现实操作及刑罚的不替代性。而对于刑、民的边界问题,主要衡量行为的危害程度。至于行政法中与刑法竞合的部分,除了考虑行为的危害大小,更要考验法律适用者的能力。     

“反”体制的想象与共谋

央视等媒体舞台试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在呈现阶层区分的过程中,也为这种分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及规范化的制度,让弱势群体心安理得地接受所处的社会位置,而不再追问自己何以沦为弱势。     

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的进路（上）——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以律师介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为核心的实践探索

在我国,羁押率过高、羁押期限过长,一直为理论界所诟病。理论界一直在探求降低羁押率的妙方,实践中也对此孜孜以求。2009年3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本文下称“沙区检察院”）推行了以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为核心的审查逮捕程序正当化改革（下称“律师介入制度”）。实践证明,这项改革对于达成防止错捕、减少不当逮捕,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推进量刑程序改革,乃至对于整个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历史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问题充分体现了赫勒哲学态度的存在论性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不应寻求那种普遍强迫的真理。赫勒提出了真理的主观性、启发性、个体性及历史性质,真理应当是一种认识论的开放,绝对确定性是可能而绝不是必须的方面,绝对真理可以是发散的、直觉的和顿悟的。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定位与完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与提前介入侦查有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梳理1980年以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可以发现,提前介入侦查的定位经历了从追求办案效率到确保案件质量,再到监督侦查、保障权利的发展过程。不同的是,提前介入监察是检察机关基于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原则,在尊重监察机关独立办案的前提下进行的配合协助与制约。实践中,提前介入监察的案件范围模糊、介入的被动开启、介入的时间不充分、介入意见效力模糊等实践问题影响提前介入监察的办案质效。为此,需要明确“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范围;确立“以商请介入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启动方式和“适时介入”的标准;以内部介入传导司法理念,适度增强提前介入意见的效力;细化提前介入监察中指定管辖与司法管辖的衔接规则。     

当代青年关于“儒家”的身份想象研究

儒家文化在中国始终扮演着隐性在场的角色。与之相应,在物质条件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当代青年面临着如何重塑其文化人格的难题。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通过分析造成这一“文化奇观”的心理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已遭到隐性的转轨以贴合现代生活。是故,此类青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儒学的“复活”,反而呈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现代气质及其相关心理诉求。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当代青年在其心灵世界所发起的“逆向突围”。仅以青年而言,这既反映了部分自发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面相下所包含的复杂动因,亦反映了当代青年表达其精神诉求时的曲折性与隐蔽性。     

战争想象：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

查尔斯·蒂利提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经典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新中国的政权建构诞生于战争,却通过战争想象进行战备动员,而战备是为了防御而非制造战争。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攀枝花三线建设为案例,讨论新中国政权如何想象与准备战争,嵌入社会并推动全方位动员,实现中央集中意志与社会积极回应的互动关系。战争后诞生的新兴政权把战争想象作为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经验上为解释中国三线建设提供新视角,理论上提出“国家战争想象”新命题,以部分修正蒂利命题。     

传承过去 面向未来——本刊专访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举办场地、东安湖体育公园总设计师

作为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举办场地,可容纳4万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采用了少有的正圆形设计,从高空俯瞰,恰似一个“飞碟”的造型。“我们着力将国际品质、中国风范与巴蜀韵味相融合。”中建西南院副总建筑师、东安湖体育公园总设计师蒋玉辉说,“飞碟”所体现的科技感、未来感与大学生运动会所展现的青春、运动、时尚气质相契合,非常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想象。在现代美学元素的基础上,也将古蜀文明予以现代性演绎。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机制检视与制度优化

提前介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就“相互协助、相互制约”职能发挥的重要制度安排。虽然该机制对于提高职务犯罪办案质量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机制的运行上仍存在职能冲突、制约不足、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明晰提前介入机制中检察机关的协作原因,分析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制约困境,知悉提前介入的规范性难题。在此基础上,明确监检两机关职权定位,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具体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配套保障体系,以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