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综述

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核心要素包括创新主体、公共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对我国经济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英美霸权禅让看意识形态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塑造

二战后,英国出于抗苏的需要,积极推动美国发动冷战,并主动将世界霸主地位让与美国,自己甘当美国的小伙伴。尽管英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益矛盾,而且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冲突,但是在美苏对峙中,英国站在了美国一边,选择了“联美抗苏”的道路。意识形态是影响二战后英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核心因素。     

当代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政治根源

中外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偏向政策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在改革前的"全能主义决策模型"中,统治精英阶层对农民的意识形态偏见,促成了阻止农民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制度安排,为城市偏向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在改革以来的"分裂式权威主义模型"中,中国城市偏向政策延续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普通市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压力,而是来自行政管理者阶层.中国的城市偏向政策将在城市-官僚主导的改革进程中,随着普通市民社会福利水平的相对下降而逐渐消失.     

意识形态与法律变革的相互协调与统一

法律和意识形态同属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上层建筑 ,相互之间存在相互协调与统一的问题。虽然法律制度要贯彻意识形态的要求与价值 ,但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 ,法律制度的变革往往超前于意识形态的变化 ,二者有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如何使意识形态适应法律变革的要求 ,保持二者的协调与统一 ,会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影响而显示出其极端的重要性。     

关于经营者、特定市场的定义问题

《送审稿》第四条(经营者、特定市场的定义)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在特定市场内从事商品经营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行为的主要方面，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化的标志，然而过度的政治参与往往也是过度政治动员的结果。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参与随着选举活动的增加而不断扩张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陷入高度政治参与的时期，这与台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相关。     

现代法学诠释中的“中华法系”——以产权与合约为中心

我们对“中华法系”的理解仍具有相当浓厚的自我肯定色彩。上世纪80年代,在“中华法系”诠释上的定位,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取向:即当代中国法学理念结构与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危机意识的矛盾,这对探索“中华法系”的学术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自90年代以来,对“中华法系”的定义理解已经开始了转变,各学者对中国民事法性质的看法,已显示出“中华法系”在民法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反映了中国法制史学术语境发生的变迁。今天,我们对“中华法系”的讨论,至少受到系统类型观、文化差异观、规范法学观、市场法学观、民族世界观等几种当代的思潮或意识所左右。     

胡锦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写进党的报告，也是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寄予的新期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黄期的过程，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准确理解和积极实践。为此，本刊特别推出此专题，供参考。     

“五四”风云侧记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彪炳千古的重大事件,它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已深深融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