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背后的耻感文化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六十二周年了,但日本右翼势力仍十分活跃,日本军国主义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日本耻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以及日本耻感文化与中国耻感文化的比较分析,认为日本耻感文化的异质成为日本二战中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也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思想隐患。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公推公选不能让多数人有挫败感

公推公选领导干部，作为不少地方探索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一种方式，无疑具有独特的进步意义。但当前公推公选领导干部也给干部工作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应当予以重视。     

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当代中国社会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不时表现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恶意犯罪的怨恨情绪.关于怨恨,学界其实具有长久的研究传统,特别是舍勒,从现象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怨恨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认为怨恨的形成除了受到伤害和经由比较而产生嫉妒之外,无能感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霍内特关于社会承认关系模式的论述,则可进一步阐释社会性伤害之由来和无能感的社会建构.当前中国社会由于情感支持的减少、权利保障的缺失、内在凝聚的匮乏和权力行使的特点,加上其他文化因素,使之滋生和郁积着大量的怨恨.     

论家长期待与自我效能感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一期许在中国家长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必定会使得他们不能客观的认识他们的孩子。过高的期待会使得孩子压力重重,当孩子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时可能导致其自我效能感的低下甚至缺失。本文指出为了孩子能更好的成长,家长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孩子,时他们做出正确的评价,调整不合理的期待,这样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心理成长环境。     

耻感生成机制研究

对于个体耻感生成机制的研究旨在揭示:耻感生成于主体的心中之善;及时恰当的社会评价与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培育与激发主体心中之善的基本社会机制.     

当代大学生耻感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耻感对于人的存在以及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大学生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耻感淡化、缺失甚至错位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传统"耻"观的现代性转换以明确当代中国社会善的客观内容,通过改进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以帮助大学生认清自我及其与善的差距,通过构建社会公平机制为大学生耻感培育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偷窃的隐退 优雅的转身——读文感言

近日，读了2008年《党员文摘》第3期、第4期中的《女议员当了清洁工》和《独一无二的吴仪》两篇文章，让我感到震撼：两位中外高官退休后都坚持不凭借在位时的关系为自己谋求利益．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