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消防行政处罚上的具体运用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以两次以及上同类处罚的规定,这条原则的出现不仅规范了相关的执法单位的执法权力,也给公民的财产以及人身的安全带来了保障。然而,由于"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只在行政法规中有所体现,在其它的法律条文中并不出现,所以给执法人员带来较大的判断难度,也导致实际操作性不强的状况发生。本文通过对"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论基础进行讲解,充分分析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消防执法上的具体运用,为消防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     

浅析当前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消防监督执法工作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越发显示了其重要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加强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深化认识、多角度地进行审视。但是,目前我国的消防监督执法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执法队伍质弱人少,执法过程受行政干预较多,消防监督工作点多面广,群众安全消防意识淡薄,素质偏低,家庭火灾隐患增多等等。这些问题导致消防监督工作中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执行效果不理想和"以罚代改、重罚轻管"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本文结合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中的相关实践,提出目前消防监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分析出其原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假币购买毒品的司法定性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在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场合,由于法律体系并不允许相互冲突的规范同时存在,并且行为的可罚性系建立在施予不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刑事制裁也并非是维持毒品交易中诚实信用的恰当方法,因此,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基本案情]2007年4月20日16时许,黄某某与赵某某在云南大理市大红帆酒店咖啡厅交易毒品时,被当地公安局缉毒民警当场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个数——判断一事不二罚的根本途径

判断一事不二罚的根本途径理应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根据行为所该当的构成要件的不同,可以将涉及一事不二罚的行为划分为"该当一个构成要件的单一行为"和"该当多个构成要件的单一行为"两种类型。前者由于仅仅只违背了一个法律规范,只需按照单一行为处理,无需从重;后者尽管在本质上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但基于主客观相统一的考量,立法上亦可能将其视为单一行为,并且,对于后者之中想象竞合行为类型,有必要从重处罚。     

司法裁判视野下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49份案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4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冲突,其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不同,其二,我国法律规定与实践中不相适应,其三,理论中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分类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不同。实践和理论的不一致是因为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依据在我国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出现学术争鸣不断,实践中裁判各不相同。原因自由行为其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的量刑考虑。     

许继慎:周恩来念念不忘的“文武全才”

许继慎,安徽省六安县(今六安市)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安徽地方党团组织的创立者之一。1924年5月,许继慎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开始其戎马生涯。周恩来让他当候补干事1924年11月的一天,正在军校训练的许继慎被通知到区委开会,那是许继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告诉许继慎,广东区委决定在黄埔军校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由在安源搞过工人运动的蒋先云担任书记,王逸常、杨其纲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干事,许继慎和陈赓担任候补干事,形成黄埔党组织的核心。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每个区队都建立党小组,发展了80多名共产党员。     

从《尚书》看周公姬旦的治国思想和实践——国学研究系列之六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辅佐武王灭商建周,武王死后拥立成王继位,并代年幼的成王摄政治国:东征平叛、稳定局势,制礼作乐、实行"文治",设官立制、任人以贤,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实现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昌盛。他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他尽心国事、大公无私的崇高品格。回顾、研究周公的治国思想、实践及其崇高品格,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之困境及因应——兼论保险诈骗罪罪状设计

被保险人自残而骗取保险金之行为时有发生,但其定性却是一个疑窦丛生并且纷争不断的理论难题。从字面描述来看,保险诈骗罪罪状中似乎没有包含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但事实上,依照不同的成罪路径均能推断出,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不同罪状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错综交杂,将导致被保险人自残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时无可避免地遭遇司法尴尬与理论困境。故此,不宜采取列举式立法对保险诈骗罪的罪状进行精细描述,而模糊性立法应当是更为可取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