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罚金刑数额的裁量依据、单位犯罪后“关停并转”的罚金刑适用以及执行中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相关问题。     

社会服务令的本土化之路——兼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完善

社会服务令是西方国家在行刑社会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针对轻罪的新型行刑方法,具有人道、经济和易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制度价值,对我国很有借鉴意义。由于刑事司法理念的不同,西方法律语境下的轻罪在我国多归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同时,治安管理实践表明,公安机关急需一种具有工作罚性质的处罚手段。因此,社会服务令本土化的恰当路径是,结合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使社会服务令成为治安管理处罚的一个新罚种。     

未遂犯与不能犯之厘清

本文站在客观未遂论的立场上,对我国传统的不能犯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认为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差别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危险或者犯罪计划是否危险,而在于行为自身是否具有导致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以此明确不能未遂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对不能犯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论慎刑理念对古代司法运行机制的影响

慎刑理念作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司法文化中最能够代表主流司法理念的内容。所谓"慎刑"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无论立法、司法都必须崇德,施用刑罚要慎重从事。儒家秉持的人本主义,"仁政"理念,为政以德和"执中致和"等思想是慎刑理念发展延续的理论基础。慎刑理念主要在司法机构设置、司法官吏的执法要求和违法责任的追究、司法审判方式和原则、诉讼审判程序等方面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设计与运行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这种理念、制度的发生和存在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特征及其历史价值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在当代的社会主流文化中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法学需要历史的积淀和观照

任何知识体系都会有很多起点，比如历史的起点、逻辑的起点或者实证的起点。然而，在这众多的起点中，历史的起点无疑起着奠基的作用。人类从树上爬下来，从伊甸园中走出来，就有了自己的历史。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道：“一些民族何以被一种似乎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们本身也未曾料到的结局。”“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论作为行政处罚种类的交通违法记分

交通违法累计记分是交通违法处理中一种常见的行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行为的性质争议颇大,实践中其面临着救济缺失和"代扣分"产业猖獗两大难题。如何确定违章记分行为的性质?通过分析累计记分制度的法律构造可知,将其法律属性界定为行政许可监督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是不恰当的。交通违法记分应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且是交通行政处罚的并列主罚。据此理解展开制度建构,有助于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诉讼救济,进而推动行政处罚理论的发展。     

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重构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置,虽然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表面上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较少、司法适用率较低的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困境的分析,提出以"三层四类"为体系框架,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重构,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在立法上的零散以及法律规定上的重叠,进而确保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