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危害及其镜鉴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质上沿袭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旧思维"。它提倡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无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客观上为敌对势力的公开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取消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模糊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正确理解,是苏东剧变的思想根源。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吸取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教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工作。     

两个索尔仁尼琴?

对于不久前病逝的索尔仁尼琴,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有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写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以笔为剑,与谎言、暴力决战。先哲言,当某些人的灵魂升入浩瀚的天际,世界的重量便要轻上几分——索尔仁尼琴无疑隶属这一伟大的队列。但在那盛大的光芒之下,我们却隐约窥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初探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首先在改革思想上他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列宁主义;其次把私有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主张以激进、冒险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严重失误;其四是“公开性”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其五是外交指导思想混乱;其六是没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其七是排除异己,按个人意愿组建能够贯彻自己政治路线的领导班子;其八是改革没有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戈尔巴乔夫眼中的赫鲁晓夫

党史文苑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即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的核裁军思想浅析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 ,以政治新思维为基础 ,从“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 ,为给苏联的经济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致力于核裁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苏美在对待“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上存在分歧 ,因为苏美双方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威胁。核裁军思想及其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美国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军国主义化的揭露 ,也有利于人们认识美国的霸权主义。但由于苏美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 ,核裁军战略步履艰难。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一点看法

苏联剧变原因是一个道不尽的话题。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剧变原因是深刻、复杂、多方面的，他们交织在一起，合力发挥了作用。在诸多原因当中，我想说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约七十年，从弱到强，由盛到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做过及时认真有效的改革，没有获得持续不断的新的动力，原有的消极因素越积越多，导致这个模式逐渐失去活力，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错误则对剧变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与苏联政治的终结

通过考察戈尔巴乔夫"人民自治论"背后是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立对抗的逻辑,揭示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实质是自由民主的思想.由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治改革的"导演",他的自由民主观容易转化成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化是如何使苏联政治走向终结的.     

苏联的“制度僵化症”与苏联剧变——新制度主义的一个实证分析

苏俄和苏联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同时隐含了“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供给过剩”的危机因素。虽然这种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并不必然导致其制度的日益僵化,但是在苏联模式的历史演进中,却因其制度供给主体,即特权阶层及其领导者的“自私”和思想落伍而日渐丧失制度创新能力。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制度供给主体地位的失落,使得苏联社会在半个多世纪内多次丢掉改革机遇。这一模式完全失去了活力,并且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通过高成本、高代价和悲剧性的解体方式实现了制度的转换。苏联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制度创新”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重要环节。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政治与道德的思考

在酝酿和实施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道德原则,强调人道主义.这首先源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一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对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和斯大林对无辜者进行镇压的否定,他想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的形象,让社会主义为人服务.在改革过程中.苏联各种矛盾暴露出来,地方分离势力迅速发展.道德优先的政治理念阻止了戈尔巴乔夫用武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苏联解体了,但没发生流血冲突.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俄国政治中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传统.他不仅注重目的的合理性,而且注重手段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