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科技投入与农业发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并验证农业科技投入是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发展之间具有双门槛效应,当农业发展水平跨越其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应加强;科技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且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基于此,要加快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发展的功能,让乡村共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成果。     

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问题：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

现代政治制度体系是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的具体体现,其有效运转的逻辑在于通过现代政党的中枢作用,实现对制度与组织及人的统合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有效破解现代国家-现代政党-现代社会三者关系问题,基于人民性、法治性、发展性和效率性等价值追求,从强化政治制度体系的价值归属、制度化水平、统合能力与发展能力等方面出发,综合构建了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多层次、联动化、体系化的党和国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政党、国家和政府有机统一的国家政权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治国理政关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一体化统领关系和分工协作、整体合力的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统筹化推进关系。为推进执政党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需要通过理论引领、决策引领、人事引领和组织引领四大方式来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塑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国家现代化发展责任的担当以及国家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构建等重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构建,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主动精神不断创造党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发展绩效与发展文化。     

农户绿色生产驱动机制构建研究——基于TAM-SLA理论框架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明显、粮食安全遭受威胁等背景下,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河南省产粮大县农户的调研发现,由于绿色生产生计资本匮乏、规制政策不完善导致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出现背离现象,绿色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高。结合技术接受模型（TAM）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SLA）,剖析了生计资本、政府规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农户绿色生产生计策略转型和生计结果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农户绿色生产长效驱动机制,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的本土化规制政策。     

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展现出了减负提效与增负加压的“两幅面孔”。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技术治理衍生的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以技术与组织互构论为视角,从行动者、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提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技术应用失当、体制性压力四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假设。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051名乡镇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增负感生成具有负向直接影响,技术应用失当和体制性压力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体制性压力与技术接受度通过技术应用失当和个体信息技术能力还发挥着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行动者-组织”互动机制及技术增负感三阶段生成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增进对行动者在互构过程中作用及角色认识,其实践启示在于发现技术嵌入、个体增能、应用适度和制度重塑四条纠偏路径。     

厘清“三驾马车”贡献 推进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三驾马车”各自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拉动能力和实际效果,支出法对其难以准确核算。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分析2002年以来国内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这三大需求因素对中国不同时期GDP形成的拉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效果与特征,可厘清“三驾马车”对入世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贡献。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国内最终消费,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的实际贡献在2008年以来稳步增强、保持领先,而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扩大内需仍是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服务业、投资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强大拉动力,需要注重在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的结合点上发力,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稳定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基于模型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构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和过程体现在,通过一种解释体系的构建,实现对社会历史现实中主体形态以及主体行为运行目标和规则抽象性表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过程最终走向模型化发展趋势。具体到法律科学研究过程中,则直接体现在理论建模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技术化路径的实现与应用,即从模型构建的角度看,在法律体系运行的分析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实际对象的运行过程的分析和模拟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既能准确表征又能有效模拟该系统演化规律的算法体系。实践中如何在模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能够实现有效的运算方法体系建构与分析,从而达到以数据化体系模拟实际对象运行的目的,成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研究的关键环节。     

政民互动对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连续10年召开会议,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决策部署,强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其内容蕴含了丰富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思想。由于政府服务供给的行为过程与公民需求体验之间具有双向选择、动态反馈的动力机制,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公民体验不佳、政策创新受阻的问题。本文主要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分析政务服务“政民互动”特定情境中由于认知偏差、压力辐射、政策评价等行为因素导致的政务服务创新效果低于预期问题,最后构建强化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创新流程再造高效的服务形态、加强监督和考评的合法化机制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政策创新的路径。     

新发展阶段中国分配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哥达纲领批判》分配视域

《哥达纲领批判》是社会主义分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其关于分配的构想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配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分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有机耦合,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保民生,民生得到保障后又积极作用于经济发展。新发展阶段的分配既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系,还要与时俱进完善分配制度、创新分配模式,更要注意构筑好分配模型,用系统的观点做好分配工作,充分发挥有机高效的分配模型对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效能。     

在线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同时测定血液样品中12种卡西酮类毒品

目的 建立一种同时测定血液样品中12种卡西酮类毒品的在线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方法 血液样品用乙腈沉淀蛋白,经离心、稀释、过滤后上样,采用PLRP-S在线固相萃取柱（2.1mm×12.5mm,15～20μm）富集纯化,Poroshell 120 EC-C18色谱柱（3.0mm×150mm,2.7μm）进行分离,在线固相萃取柱以乙腈-5%（体积分数）甲醇作为流动相进行流速1.0 mL/min的梯度洗脱,色谱柱以5 mmol/L乙酸铵缓冲液[含0.1%（体积分数）甲酸]-乙腈作为流动相进行流速0.4m L/min的梯度洗脱。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采用多反应监测模式进行测定。结果 12种卡西酮类毒品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0.998,方法检出限为0.1～0.5ng/mL,定量限为0.3～1.5ng/mL。12种卡西酮类毒品在3个不同质量浓度条件下的回收率为70.9%～108%,日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分别为1.5%～8.9%、5.1%～44.5%(n=6)。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单方便、样品需求量少、灵敏度高、检出限低,可用于血液样品中卡西酮类毒品的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