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职务犯罪,它对惩罚犯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立法缺陷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的收入,差额巨大,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     

执行力障碍及提升途径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这里面,有许多问题值得去思考和深入认识,执行力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却被我们大大忽视了,执行意识淡漠,执行能力低下,执行效率不高,执行成本提升,失去许多发展机遇。在强调提高行政效率、讲求行政成本的今天,执行力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因而,十分必要对提升执行力问题进行分析和认识。     

让司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阳光

1994年1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4月，在附近一水塘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9个月后，佘祥林被一审判处死型，后因证据不足，湖北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张在玉突然“复活”回到京山，至此，一桩惊天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新体制下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面对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作为运输一线主要生产站段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使思想政治工作更贴近安全生产实际,更贴近职工群众,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入性,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为铁路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更强大的政治保证,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必须认真研究的新课题。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入性面对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解,统一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先有融入,后有作为,唯有融入,才能作为”的思想意…     

搜案

戴尔公司告戴尔学校商标侵权一审胜诉2006年12月20日,就北京市海淀区戴尔培训学校及其举办者北京洲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和美国戴尔有限公司的商标侵权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戴尔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对于“DELL”标识的使用侵犯了戴尔公司享有的DELL教育类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法院支持了戴尔公司诉讼请求。     

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十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七大不仅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且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司法部于会后迅速组织传达十七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安排落实。吴爱英部长强调，认真学习、     

认清责任 竭诚服务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贡献——赵大程副部长在“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主题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充分发挥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和法律援助工作（以下称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能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司法部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系统集中开展一次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实践活动，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开展这次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